臨別前夕，應主人之邀，我蘸墨揮毫，在紀念冊上寫下“長安之春”四個大字。事後想，若添上前綴“永遠的”，那就更貼切了。當時涌上心頭的，是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借助唐詩及唐人文章，描述唐代長安春天百花鬥艷、令人心曠神怡景象的《長安之春》(東京：平凡社，1967)。

　　來時飛機上讀《中國之翼》，其中《春過陜南萬頃黃》一文，介紹“春在萬畝梯田上”的漢陰縣、“春在朱飛舞時”的洋縣以及“春在鄉村小鎮上”的勉縣等，都是此行的采風點，只不過我們遲到了一個月，且看的是文教遺物，而不是自然風景。

　　當然，換一個角度，初春暮春都是春，文教遺物也可作為風景欣賞。

　　魯迅之憾

　　到陜西考察或遊覽，看周秦漢唐的珍貴文物，乃常規動作，大概所有人都這麼做。但作為非本專業的“專家”，此前我多次訪陜，除了觀賞十三朝古都的眾多寶物，還會津津有味地閱讀易俗社劇場、西安事變舊址、戶縣農民畫、黨家村古建築群等。這回的觀察，依舊別有洞天——主要著眼點不在帝京風物，而是大學歷史。

　　將近一百年前，魯迅來西安講學(1924年)，那時陜西的高等教育還相當落後，這既是政治經濟的體現，也是文化學術的折射。2006年11月，我與哈佛大學王德威、哥倫比亞大學劉樂寧以及陜西師範大學陳學超合作，在西安市政府及陜西師大的鼎力支持下，在西安召開了“西安：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

　　談論歷史文化名城，特別關注其中的古今對話，是我一貫的學術立場，故提交的論文題為《長安的失落與重建——以魯迅的旅行及寫作為中心》。1924年的七八月間，應西北大學的邀請，魯迅前來西安講學。魯迅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為創作長篇小説或劇本《楊貴妃》做準備；沒想到旅行結束時，計劃取消了。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魯迅放棄此寫作計劃，以至於留下了無可彌補的遺憾，害得後人為魯迅能否寫長篇小説而爭訟不休。後世的眾説紛紜，大都將《楊貴妃》的“不幸流産”，歸咎於西安的自然環境、政治氛圍以及社會生活。所有這些，都不是空穴來風，但又都不足以充分説明問題。我除了努力鉤稽、復原魯迅的“楊貴妃”小説或戲劇創作計劃，更著重闡述：作為思接千古、神遊萬仞的小説家，到底該如何復活那已經永遠消逝了的“唐朝的天空”，以及如何借紙上風雲，重建千年古都長安。論文經由對這一“故事”的深入剖析，呈現城市記憶、作家才識以及學術潮流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進而探討古都的外在景觀與作家的心靈體驗之間的巨大張力，思考在文本世界“重建古都”的可能性及必經途徑。

　　魯迅有很好的史學眼光、美術趣味以及金石學修養，但對日漸崛起的考古學、建築史以及壁畫研究等，則相對陌生。再説，從考古學、建築史或歷史地理角度進行的“長安研究”，在魯迅醞釀撰寫《楊貴妃》的時代，可借鑒的成果少得可憐。也正如此，我參觀陜西眾多博物館時，不僅讚嘆藏品豐富，更專注其保護、陳列與解説，以及蘊涵其中的時代學術水準。比如，我參觀碑林博物館時，會追問其歷史沿革；參觀陜西歷史博物館，特別讚嘆唐代壁畫珍寶館及壁畫庫房；參觀西安城墻景區，對含光門遺址博物館情有獨鍾。私下裏假想，若魯迅活在今天，遙想“唐朝的天空”，不再是無所憑依了。

　　高教陜西

　　今天陜西諸多考古新發現以及博物館建設，得益於中外學界的通力合作，但本地學者發揮了巨大作用。前幾年教育部公佈第四輪學科評估，考古學科並列第一的是北京大學與西北大學——後者乃陜西文科唯一的A+，這當然是了不起的成績。

　　不僅僅是考古學，經由抗戰西遷、三線建設以及2000年開始的西部大開發，如今的陜西，已演進成高教強省。

　　幾年前我曾撰文，談及經由985、211等工程，中國大學兩極分化，“當我們觀賞北大、清華高歌猛進的時候，必須回過頭來考慮這些非211大學的艱難”(《內地/香港互參：中國大學的獨立與自信》，《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9期)。基於此考慮，這些年外出講學，我更注重“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這回陜西采風，我就自己加戲，聯絡了寶雞文理學院及位於漢中的陜西理工大學，為這兩所大學各做一專題講座(前者臨時添加一場師生座談)。因為我深知，遠離省城的大學，辦學相對要難得多。

　　至於講什麼，我猶豫了好一陣，最後選擇了“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早就知曉河南大學抗戰中多次遷徙，1945年3月因戰事失利而輾轉到寶雞縣東的石羊廟落腳，但當年在河大校史館中目睹照片中那一堆破敗的窯洞以及學生們的追憶文字——清晨軍號聲響，師生們從土裏冒出來，席地而坐，繼續讀書……那一瞬間我還是很震撼。據説幾年前，河大在寶雞西城高中立西遷辦學紀念碑，但沒什麼文物，我就不去看了。相反，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在漢中辦學的歷史，在我的研究視野中，這回非實地考察不可。在這個意義上，選擇此演講題目，一半為學生，一半為我自己。

　　北大側影

　　我不是校史專家，但在“百年中國”的敘事框架中談北大，或者説“將北大置於教育史、文學史、思想史、學術史的脈絡中來考察”，那是我的學術興趣之一。

　　多年前，為《鯉魚洲紀事》撰寫題為《回首煙波浩渺處》的前言，提及北大檔案及出版物中涉及“鯉魚洲”故事時，也有“北京大學江西分校”或“北京大學江西試驗農場”的提法，但我主張直截了當地承認：這就是北大的“五七幹校”。因為，只有將此舉放置在當初的“幹校”潮中，才能理解眾多蹊蹺之處。1969年10月，北大前往江西鯉魚洲的2037人，全部是教職工及家屬；去陜西漢中的1247人，其中教職員工440人，學生807人(參見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第68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關注北大漢中分校——此乃真正意義上的辦學，與鯉魚洲的“草棚大學”不可同日而語。

　　此次漢中行，我事先告知接待方，希望參觀原北大漢中分校舊址。1964年下半年，根據中共中央加強三線建設的重大決策，北大開始在陜西覓址建分校，最後敲定了漢中秦嶺北麓。第二年8月，“653”工程破土動工。1966年，北大力學系、技術物理學、無線電電子學系一年級(65級)學生及授課教師來到653工地，邊勞動邊學習；1969年因國際形勢緊張，此三係大部分師生疏散到已基本建成的漢中分校，開始正式的教學與科研。1978年4月，中央批准北大遷回，第二年完成移交，校舍及部分教職工併入新籌建的陜西工學院(日後與漢中師範學院合併，組成今天的陜西理工大學)。據《情聚“653”——北京大學漢中分校紀事》(龐橋主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記載，在北大漢中分校工作和學習的師生，日後成為院士的有胡濟民等十位，先後出任北大校長的是周培源和陳佳洱，此外還有三名副校長，可謂人才濟濟(第3頁)。在這冊公開刊行的北大漢中分校紀事中，我最喜歡的是後來任北大常務副校長的王義遒的《褒水連城的記憶》以及鐘雲霄的《在蕭何月下追韓信的地方》。前者從最初陪周培源前來選址，一直講到：“1979年春節後，我將該交代的都交代給了前來接管的陜西工學院代表，然後，懷著依依不捨和深深眷戀的心情，告別了青山綠水、遍地黃花的漢中、告別了曾經付出了十年心血的‘653’，告別了褒水、連城！”(第50-55頁)後文作者隨夫君胡濟民在鯉魚洲勞動兩年，好不容易熬到農場撤銷回北京，“但技術物理系已經到了漢中，我們也就來到了漢中”。此文有很多精彩的細節，尤其是結尾：“在北京大學校園裏，任何地方(‘653’人很多都老了，因此常常是在校醫院裏)，偶爾兩個人碰見了，就會出現這樣情景：‘啊！你去過653？’‘是啊！你也去過？’‘是啊！是啊！’兩個人好像是他鄉遇故知似的，握手暢談起來。”(106-117頁)我未曾目睹此類情景，但我很能體會這種心情。

　　有此因緣，北大人對陜西理工大學另眼相看，時常接受教師進修，或派人前來講學。但這種感情，主要體現在理科院係，人文學者極少關注。我因關注校史，深知道路曲折與前輩艱辛，故特地前來參訪。那天下午采風團觀覽石門棧道時，恰逢水庫放水，場面相當壯觀；回到景區門口，我請假脫隊，在陜理工文學院院長的陪同下，驅車前往原北大漢中分校舊址、現陜西理工大學北校區。剛進校門，迎面就是周培源塑像和他1988年題寫的“陜南學府，士子嚮往；精心培養，國家棟樑”詩碑，當然要下車拍照了。眾多灰磚建造的四五層宿舍樓，很像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北大校園。正對著大道的辦公樓，如今是理科實驗樓；穿過樓道，上幾級臺階，就來到跟北大一模一樣的階梯教室。教室里正上課，不好打擾；主人指著墻上那塊上書“西階”二字的藍色牌子，告知那是北大舊物。大道兩旁眾多蒼翠的雪松，一旦大雪紛飛，當年的北大人必定“且認他鄉作故鄉”。

　　參訪北大漢中分校，在我計劃之中；拜謁三沈紀念館，則完全出乎意料。因為，雖讀過不少北大“三沈二馬”的相關文獻，但受“某籍某係”流言(抱怨上世紀20年代北大中文系裏浙江人專權)影響，我想當然地認定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乃浙江人。當年他們在北京學界的交往及活動，確實容易給人這樣的印象。其實，周作人早就提到“他們雖然本籍吳興，可是都是在陜西長大的”(《知堂回想錄》第416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都怨我讀書不細。漢陰縣的三沈紀念館裏，陳列著沈尹默手書《自述》，開篇就是：“我是浙江省吳興縣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陜西興安府屬之漢陰廳(1883年)，一直到二十四歲才離開陜西，回到故鄉來，住了三年。”雖然日後移居原籍吳興、講學杭州乃至揚名北大，但沈尹默的國學根底以及書法造詣，是在漢陰這座陜南小城奠定根基的。

　　説實話，對於三沈在學術研究及新文化建設上的貢獻，我了然於心；但他們與陜西地方文化的聯絡，卻是讀王濤《“三沈”與陜南淵源考》(《漢陰文史資料》第八輯“‘三沈’及建館專輯”第49-66頁，2013年6月)，才略知一二。從2001年開始籌建，到2004年正式落成，漢陰三沈紀念館的建造得到諸多文化名家的鼎力支持。開館儀式及學術研討會上，三沈工作過的北大、故宮更是專門派代表參加。

　　安康市漢陰縣居漢水中上遊，北依秦嶺而南靠巴山，人口才30多萬，經濟上並不寬裕，竟大張旗鼓地籌建三沈紀念館，並開展專門研究，這點很讓我感動。紀念館重建於三沈早年讀書生活過的漢陰書院和江南會館舊址，主展館是江南庭院風格，正廳擺放著三位先生的漢白玉雕像，上懸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袁行霈手書的“嘉惠學林”匾額。展品基本上都是複製品，但解説詞寫得很認真，看得出是下了功夫的。

　　此館雖地處偏僻，還是不時有學界名流或政界要人前來參訪。我等到訪的那天，當地政府十分重視，派官員及學者陪同解説，並回答各種專業問題。作為北大後學，我有義務向先賢致敬，於是不自量力，應邀寫下了這麼一副對聯：“北大故宮文史館，訓詁書法新詩壇。”此聯不太工整，但基本概括了沈氏三兄弟的經歷及業績，需要加注的是“文史館”與“新詩壇”——除了此行的名義(中央文史研究館采風團)，更因沈尹默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著名書法家沈尹默乃新詩草創階段的健將。紀念館裏展出的《三弦》墨寶(複製品)，那可是新詩史上的名篇，初刊《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15日)，日後被各種版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提及或評説。

　　另一個聯大

　　提及“聯大”，很多人想當然地以為是特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而不會意識到同時期還存在著另一個“聯大”——那就是國立西北聯合大學。

　　我應邀為張在軍著《西北聯大：抗戰烽火中的一段傳奇》(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寫序，有這麼一段話：“從奉命西遷，三校(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和北洋工學院)合一，組成西安臨時大學，到翻越秦嶺，移師漢中，改稱國立西北聯合大學，這一段歷史線索清晰，很好敘述；比較難説的是‘解體’與‘復員’這兩個關節點。”(《抗戰烽火中的一段傳奇》，2017年4月19日《中華讀書報》)在我看來，今天表彰西北聯大，不能僅限于打抱不平或顛倒時論，必須直面這麼一個殘酷的事實——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九年一貫不同，真正完整的擁有六個學院的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存在時間只有三個多月(1938年4月-7月)；隨著國立西北工學院、國立西北農學院的“揮手自茲去”，餘下的四個學院也只維持了一年多。1939年8月，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正式解體，此後便是“五校分立，合作辦學”的階段。這也是西北聯大難以聲名遠揚的重要原因——即便各校合作無間，畢竟已各自獨立門戶。讀馮友蘭《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1946年)，其中的“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對比不歡而散的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實在讓人感嘆噓唏。

　　西北聯大之所以很快解體，政治因素及人事糾葛外，還涉及所在地物資供應能力，這是我當初閱讀檔案的感覺。抗戰中眾多大學內遷，既給西部地區帶來了文化知識與先進技術，也給大學所在地民眾增添了很多麻煩——最直接的便是物價飛漲。相比西南聯大設在省會城市昆明，西北聯大辦在漢中城固縣，經濟壓力可想而知。城固是陜西省“歷史文化名城”，境內名勝古跡甚多，但經濟實力不行，直到2020年才正式退出貧困縣序列。推想八十年前，因戰爭緣故，西北聯大這麼個臨時組合且建制複雜的龐然大物突然涌入(四個學院在城固，另外兩個分設附近的勉縣與南鄭)，各種內在矛盾與外部摩擦絕難避免。這也就是老話説的，“水涸魚相爭”。

　　這回漢中考察，我的最大願望，便是追尋西北聯大的蹤跡，除了向先賢致意，也想印證我最初的設想。國立西北聯合大學舊址屬於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9年)，且入選第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2020年)，保護內容包括西北聯大法商學院舊址、西北聯大工學院舊址和大成殿建築，都在城固縣域，但分屬三地。一到漢中，我馬上向接待方提出參訪申請。第二天上午，照原計劃參觀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世界文化遺産張騫墓，旁邊就是兩年前竣工的城固縣博物館，其中有一“西北聯大在城固”專題展。專題展做得很認真，有好些我沒見過的歷史圖片。即便如此，還是意猶未盡。

　　午餐前，請縣長及文物局長帶隊，就近參觀作為國保單位的大成殿。那裏原是國立西北師範學院與國立西北大學共用的圖書館，現只有孤零零一座建築，且剛落架重修過，地下殘留磚土，殿裏充滿油漆味，門口碑文“陜西省文物保護單位城固文廟大成殿”還沒來得及更新換代。眼前建築煥然一新，缺乏歷史感，那是沒辦法的事，過幾年再來就會好很多；我擔心的是，此大成殿屈居大門緊閉的幼兒園內，如何向公眾開放，是個難題。

　　正因對大成殿現狀不太滿意，我非看西北聯大另外兩處遺址不可。考慮到同行諸君不見得都關注大學史，我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午餐後，其他人照原計劃考察蔡倫墓及漢中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我單獨行動。西北聯大法商學院舊址位於城固縣城，這個比較好辦；西北聯大工學院舊址在鄉下，得繞好遠的路。緊急協商的結果，大家都跟我走，説是“舍命陪君子”。

　　事後發現，這個臨時起意，實在太英明了。一到位於城固一中校內的西北聯大法商學院舊址，眾人馬上歡呼與驚嘆。這是一座回字型兩層閣樓，建於1914年，磚木結構，坐北朝南，中間花園立有“城固縣立中學創辦”小石碑，兩邊是學生及教師宿舍，陳放著幾個刻著“西北大學”字樣的木頭櫃子。舊址當然是整修過的，但此前長期作為城固一中教師宿舍使用，整體結構沒有變動。陪同參觀的主人之一因妻子在城固一中教書，也曾長期居住於此，領著我在最北頭那間空蕩蕩的屋子轉悠，告知孩子就在這裡長大，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博士學位，現任教于香港某大學。本地人都説，正因有西北聯大的福佑，作為省級重點中學的城固一中，這些年走出了不少青年才俊。

　　告別西北聯大法商學院舊址，出縣城，走高速，半個多小時後下高速，在崎嶇不平的鄉道上顛簸了好一陣子，才來到古路壩村的西北聯大工學院舊址。光緒十四年(1888年)，意大利神甫安廷相任漢中教區主教，開始在此置地建堂，日後成為西北五省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抗戰中被借用來辦學，周邊新建了好些學生宿舍。時過境遷，現僅存主教公館及修女院殘跡，前者也是回字形磚木結構的兩層樓，左右各十三間廂房，窗沿用漢白玉或青磚雕鑲，天花板上繪有西洋畫；後者因年久失修，只留下殘垣斷壁，靠幾根木柱堅強地支撐著。墻門上有“城固縣古路小學”字樣，配合周邊的芳草萋萋，記錄著生命滄桑，頗為攝人心魄。同行的畫家大聲叫好，希望保留現狀，我則擔心一陣狂風暴雨，會將其徹底摧毀。好在漢中市文物局局長告知，正在做緊急的保護規劃，經費也已經落實了。

　　主教公館現已還給了教會，因沒有事先聯絡，給我們導覽的神甫未正式著裝，合影時連連表示歉意。其實我們真正關心的是“西北聯大工學院舊址”，除了主教公館門前那塊2003年所立“陜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牌子(同樣沒來得及更新)，再就是修女院殘跡邊上西北工業大學2004年所立“國立西北工學院舊址”，題寫者乃該校1941級礦冶係學生，後成為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的師昌緒先生。

　　藍天白雲下，紀念碑前，我等悄然肅立，風吹樹葉沙沙響。此情此景，讓我憶及多年前的一個夢想：所有曾在抗戰中內遷的大學，都在其暫居地立碑紀念，此舉既是銘記自家歷史，也是感謝當地民眾，更是警示後世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