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一“315”，一個習慣了年年打假的日子，但沒想到這一天北方的朋友一覺醒來，感覺假還沒打呢，臉可能要被打了，因為走出家門，打臉的是撲面而來的沙塵。這場沙塵暴影響國土面積接近40%，嚴重程度為十年一遇，這是典型的好久不見，一見就讓你記住好久。這一天，北京空氣質量指數達到500，屬於嚴重污染級別，作為首要污染物的PM10全市平均達到1000微克每立方米。數字是冷靜的，但人們的反應很難冷靜下來。這次的沙塵哪兒來的？是不是這種猛烈的沙塵暴還會再來？我們有什麼招嗎？《新聞週刊》本週視點關注：十年一遇沙塵暴。

　　城市“添了色”

　　從本週3月14日起，一股主要源自蒙古國的沙塵，隨氣流南下，逐漸籠罩中國北方多個省市。多地黃沙漫天、塵土飛揚，甘肅、內蒙、河北、北京，一條長三千多公里的沙塵帶，一度讓西北、華北等地空氣質量指數爆表。在臨近沙源地的呼和浩特市，城市街道能見度下降，車輛只能緩慢行駛。

　　呼和浩特市民： 覺得肺、喉嚨特別嗆，現在就希望來一場大雨，把沙塵壓下去。

　　呼和浩特國家氣候觀象臺臺長 趙義勇： 最南面是PM1監測儀，中間是PM2.5監測儀，靠背面這個是PM10監測儀，這三個是氣溶膠質量濃度觀測儀器。氣溶膠它的粒徑不一樣，像沙塵，主要是PM10。

　　位於呼和浩特市郊，大青山上的國家氣候觀象臺，完整觀測和記錄下了此次沙塵天氣的全過程。作為空氣質量指數重要影響因素的PM10，彼時已經爆表，屬於強沙塵暴級別。

　　內蒙古自治區氣象首席預報員 孟雪峰： 我們氣象沙塵暴有一些等級，比如説浮塵、揚沙、沙塵以及強沙塵暴，那麼強沙塵暴基本上是一個能見度小于50米。在呼市也是這樣的，天空特別黃，就是能見度特別低這樣的一個特點。

　　北京市民： 我覺得好傢伙，也就能看到一里地，五百米，再往遠處我眼神也看不清了。

　　北京外賣員： 根本騎不了車，電動車一放下來就吹倒了，鏡子都摔碎了。

　　本週一上午襲來的沙塵，讓北京市民記憶猶新。除了用身體感官感知沙塵的強弱，氣象監測人員更善於借助地面、高空、衛星等多維度的探測方式，刻畫每一項大氣指標，在諸多探測設備中，這臺激光雷達一直監測著北京上空的沙塵顆粒。

　　中國氣象局氣象探測中心數據質量室主任 趙培濤： 激光雷達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將激光器發出的光束，向大氣中進行發射，發射出的激光會跟大氣中的一些介質，發生相互作用。我們通過收集反射回波信號，配合激光對大氣相互作用的機理，我們就可以得到大氣中氣象要素的狀態。

　　激光雷達和其它設備採集來的數據信息，會實時傳輸到中國氣象局探測中心的系統中，為氣象預報人員提供預報所需的素材，透過一份份氣象數據的分析比對，此次沙塵的成因和來源也逐漸清晰。

　　中國氣象局環境氣象中心主任 張碧輝： 在14日下午的時候，我們就開始關注到在蒙古國，出現了這種非常大範圍的沙塵暴的一個天氣，結合這種氣象條件的分析，我們當時就判斷，這次的沙塵可能會對我國造成比較嚴重的影響。首先它要有沙源地，這個是一個根本的原因，春季隨著氣溫的回升之後，相對來説降水比較少，所以地面比較乾燥，裸露的沙土比較多。第二個方面就是氣象的，主要是動力方面，因為春季的時候，冷暖空氣交替了，非常的容易形成這種，非常大的氣壓梯度，導致地面的風場會比較大。

　　據張碧輝介紹，沙和風，是形成沙塵天氣的兩大重要因素。面對具有一定危害的沙塵天氣，公眾也常有疑惑，耕耘多年的植樹造林工程，為何沒能夠阻擋本週出現的沙塵？

　　中國氣象局環境氣象中心主任 張碧輝： 沙塵遠距離、大範圍的傳輸，它其實是在一個空氣中的，大氣中的一個現象，它的高度能夠達到5公里左右。比如説這次的沙塵天氣，它在傳輸過程中，逐漸降低，逐漸沉降，到影響北京的時候，它就是從兩公里的高空，然後沉降到地面，它不光是這種近地面的傳輸。

　　面對十年一遇的強勁沙塵，地面植被難以阻擋高度達幾公里的氣流。但這並不意味著，生態修復工程毫無作用，事實上，生態修復的目的，是保持水土和減少沙源地。根據國家氣象中心提供的數據，自1961年以來，我國北方春季沙塵日數已呈遞減趨勢。

　　中國氣象局環境氣象中心主任 張碧輝： 我本人直觀感受，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這種漫天黃沙的現象還是比較多的，但是工作之後，尤其近幾年之後，就感覺北京出現這種強度的沙塵天氣，其實越來越少。就是説我們國家這種防沙治沙的一些工作的有效的推進，對我們國內的這種沙源地是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一種改善，就是形成沙塵的條件中，起沙條件逐漸地被削弱。

　　這次我們遭遇的沙塵暴不是國産的，而是從蒙古國越境而來，過境中國！由於這次沙塵暴太猛烈，人們迅速地就去尋找原因，一個普遍的認知是蒙古國嚴重退化的植被，使得土壤沙化，給異常天氣變化輸送了大量的塵土，這當然也在給我們提醒，我們國內的沙漠治理走到了哪一步，有哪些新的治沙方法嗎？

　　覆蓋度高，

　　治沙效果就好嗎？

　　形成本次強沙塵暴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蒙古國30年來人類活動導致的嚴重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為其提供了豐足的沙源。這對波及包括中國在內的治沙國來説，又是一記警鐘：在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更加警覺而迅速地修復好沙漠化土地，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本週三，由中國林科院防沙治沙首席專家楊文斌組織的，基於低覆蓋度防沙治沙項目年度進展總結會召開，該理論聚焦的正是沙漠化土地修復這一關鍵問題。

　　中國林科院防沙治沙首席專家 楊文斌： 過去我們防沙治沙，只有覆蓋度在40%以上才能防止流沙。但覆蓋度達到40%以後，在乾旱區和半乾旱區，仍(固沙)不穩定，土壤水分比例用幹了，衰敗死亡現象非常嚴重。

　　中科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原站長 研究員趙學勇： 1999年開始，西北地區整個乾旱，導致我們大面積的人工植被死亡和天然植被退化。那一次的教訓，我們是非常痛心的。

　　“覆蓋度高、治沙效果好”，基於這種樸素的判斷，我國啟動了以種楊樹等常見喬木為主的“三北”防護林等一系列治沙工程。但楊文斌在三北防護林等造林區發現：一些原本可長五十年到上百年的樹種，在中、幼齡階段就大面積衰退或死亡。

　　中國林科院防沙治沙首席專家 楊文斌： 我們這個地方不是森林區，我們(向著)造成森林區的想法來努力，不尊重自然是不行的，我們本來就那點(地下)水。根據我20年最後研究，發現天然分佈的喬木灌木，就是自然過來的林子，它的覆蓋度一般都在30%以下，覆蓋度跟自然覆蓋度相近似，我們就設計出來低覆蓋度固沙，形成一套理論。

　　生態用水難以支撐高覆蓋度治沙，一味靠種樹成林的治沙，反而有加大土壤沙漠化的風險。而低覆蓋度則既能固沙、保證植被持續生長又能避免耗費水源甚至補充地下水。至今仍在不斷通過試驗調整的低覆蓋度治沙，逐漸上升為國家造林技術規程，該規程已于2017年正式實施。

　　這裡是位於內蒙通遼的中科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是我國唯一從事土地沙漠化及其治理研究的野外觀測站。順應自然規律的低覆蓋度治沙，勾畫出了土壤與植被的動態平衡，而該站工作人員的研究與該理論不謀而合，將其推向更精準、可操作、無限接近自然覆蓋度的地步。

　　中科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原站長 研究員趙學勇： 沙漠主要是指分佈在乾旱區，沙地事實上它主要分佈在(降水)200到500毫米之間這一個區域上，那麼它的自然環境條件相對來説比較好一點，但是實際上是很脆弱的，容易導致出現這個沙漠化土地。

　　臨近退休的趙學勇來甘肅做治沙研究員，他認為，治沙並非要治理所有沙漠，縮小治理區域、精準治沙才是上策。人為造成的沙漠經干預可逆轉修復，包括沙地和沙漠中的綠洲，被稱為可治理區域，在30萬平方公里左右。

　　中科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原站長 研究員趙學勇： 過去我們也有過一些教訓，就是採取人工林的方式，那麼現在逐漸採取了喬灌草結合。在農牧交錯區就是剛才這一條帶上，它能支持一部分的喬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的共同生長。到了這邊歐亞草原區的這一塊，我們以草本為主，恢復草原。

　　採取喬灌草結合的方式，越惡劣的地方，越要選取能適應當地生存條件的植物，建立類似原生植被的人工疏林草原植被。但相對於一代代更迭的植物，趙學勇發現，固定土壤進而修復土壤的過程卻十分緩慢。他介紹的兩塊科研站中恢復不同年齡的土地，引起了記者的注意。

　　中科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原站長 研究員 趙學勇： 它到現在是25年的時間，就恢復到了喬灌草相互結合的一個景觀，但是它的土壤結構仍然是沙物質。我們在跟前有同樣一塊差不多應該15年的樣地，仍然是介於半流動沙丘和流動沙丘之間，這就是在我們過去的空中造林，我們地面上有林，但是地下仍然還出現流沙，如果説植被我們是按5年10年的量級在衡量，土壤的恢復是百年和千年的尺度。我們一旦把植被影響了，或者導致退化，沙土有可能隨風再起，可能就是次生退化。

　　趙學勇認為，如今的三北防護林，其林下土壤非但不能做各种經營活動，還要進一步避免片面強調效率和規模的治沙方式，換以精準治沙夯實既有成果。顯然，其它地區的治沙需要更多科研、資金等投入，優化治沙思維和策略，才能讓治沙效率更快些，我們遭受極端惡劣天氣的危險和損害便能更低些。

　　中科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原站長 研究員趙學勇： 我們覺得我們不能帶著人定勝天的基礎理念，去對付大自然。我們不能想著去治理一個方面，(反而)去毀壞了另一個方面，我們不知道它會引起什麼樣的新問題，這都是我們需要好好去認識的。

　　十幾年前在北方，人們談起沙塵暴，就像前兩年談霧霾一樣的緊張，不耐煩，生氣和急於治理。記得十幾年前有一次北京遭遇了嚴重的沙塵暴，我曾經在節目中為之叫好，叫好的一個原因是：當北京遭受了這麼嚴重的沙塵暴，人們的反應和關注度就會更高，治理起來的力度就會更大，投入可能也會更多。的確，過去十多年，沙塵暴在我們生活中給我們的威脅和煩惱已經少之又少，但這一次又猛烈地來了，不過它也會幫助我們了解一下過去這些年我們為治理沙塵暴都做了一些什麼，而將來又該怎麼做？

　　沙塵天氣不分國界

　　中蒙兩國合作治沙

　　當3月4日強沙塵暴過境之後，這幾天，隨著風力減弱，大部分地區的漫天黃沙已然褪去。本週五，在甘肅省昌寧鎮四方墩，因強沙塵暴而短暫停止的做草方格沙障和種梭梭樹等工作，也已經重新恢復。

　　甘肅青梭公益發展中心執行主任 馬俊河： 3月14日的晚上到15日的淩晨這個時間，沙塵暴已經起來了，我是睡到半夜的時候被沙塵給嗆醒的。早晨起來之後，風比較大，人站在沙丘上都站不穩。沙塵還把我們在14日種植的一部分梭梭樹坑填平了，我們也重新把那些還沒來的澆水梭梭樹坑一個個刨開，再把水澆進去。這次沙塵對我們的工作，增加了很多難度。

　　今年是馬俊河與治沙團隊，在甘肅民勤工作的第15年。在這期間，包括種植梭梭、紅柳等苗木已超過1400萬株，治理荒漠化土地達到400多畝。除了人努力之外，近些年，當地降雨量有所增加，這也使得民勤縣的沙塵活動明顯減弱。

　　甘肅青梭公益發展中心執行主任 馬俊河： 像這次我們碰見的沙塵暴，在我們本地已經六七年沒有發生過了。氣象專家講這次沙塵暴是來自於我們北方的鄰居蒙古國，這樣就已經是境外的事情了。包括像我們這次種梭梭，你可以把本地的問題解決掉，但是境外的問題還是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就需要我們，在做好自身工作的情況下，把目光放得更長遠些，要有更大的視野和格局，去關注周邊一些地區的情況。

　　通過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治沙相關企業註冊量已超過1.7萬家，很多企業都選址在治沙一線。在我國，雖然沙塵天氣較多的甘肅、內蒙古等地區，往往有著較為廣泛的治沙活動，但近年來，南方多地也逐漸參與到治沙的行列中來，“南北共治”的局面越來越開闊。

　　北京師範大學全球環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毛顯強： 治沙企業主要分佈在北方省和自治區，因為這些省份更加頻繁發生荒漠化、沙漠化，這是一個“近水樓臺先得月”的一個現象。所以這些治沙企業，它們通過種植養殖，發展可再生能源，走出一條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雙贏的生態經濟治理道路，這是非常可喜的。那麼從這個南方各省來講的話，他們具有很強的資金技術研發的能力，包括我們南方的科研機構和高校，他們有很好的研發能力，吸引他們來參與北方的治沙防沙工作，會有利促進這件事情的推進。

　　近年來，國內積極調配資源，在治理荒漠化問題上大下功夫，治沙工作頗見成效。但經歷過這場來自境外沙塵的強烈影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僅僅在自家內做好功課還遠遠不夠。事實上，從2007年開始，中國科學院便與蒙古國就沙漠化防止，展開闔作研究，通過在當地考察，給出治沙經驗。

　　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研究員 王濤： 就前期的研究來看，蒙古國的沙漠化過程，主要就是土地利用不當，造成了過度的超載，過度的開墾等問題。我們在蒙古國建立了兩個野外觀測站進行生態保護：比如説，我們中國有名的草方格流沙固定技術，在他們那廣泛的使用。還有就是一些沙區的節水灌溉技術，集約經營比較好的土地，進行經濟作物的耕種，還有溫室的大棚，在他們那兒也是非常實用的。

　　這場突如其來的強沙塵暴漸漸走遠，可它還在提醒著，雖然生態環境治理取得成效，但治理道路依舊艱難漫長。沙塵天氣不分國界，生態治理也就不是一域、一國的事情。未來，在共同面對荒漠化問題的挑戰上，世界各國在加強合作、達成共識上，還要持續發力。

　　北京師範大學全球環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毛顯強： 想要建立多層次的國際合作機制，可以考慮吸引一些國際上包括中國在內的企業，把防沙，治沙的經驗、資金、技術引進到蒙古國去。另外，我們可以考慮建立國與國之間的合作機制，在協議框架內，建立相應的資金機制來應對這件事情。我們也可以考慮把其他相關國家和地區，拉到一塊兒，形成一種區域性的生態環境保護合作，開展防沙治沙。總的來説，“可持續發展”是我們全球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共同的理念追求。本著這樣一個共同方向去努力，我們才能創造一個和諧地球，一個光明的全人類的未來。

　　面對沙塵暴，總有一種聲音認為：只要有沙塵暴，就是我們治理的工作不力，應該加大力度根除沙塵暴。我覺得這種看法是人定勝天的另一種翻版，作為大自然的一種現象，恐怕沙塵暴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裏，人類無法根除，就像我們也無法根除颱風一樣，但這一點也不妨礙我們做大量的工作，減少沙塵暴的危害，減弱沙塵暴對我們的侵襲。而在這兩方面，我們顯然還有很多工作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