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待播劇列表裏，這部由上海廣播電視臺、正午陽光、SMG尚世影業聯合出品的電視劇無疑是最受關注的作品之一，該劇有望於今年四季度與觀眾見面。從2019年11月底開機至今，創作者們扎進浙江寧波一隅，劇組的時空線被拉回到1988年至1993年間，大家不僅復刻當年的場景，更盡力靠近當年人的視界、心跳。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支持下，《大江大河》系列所到之處恰是那些年真實發生過巨變的土地：第一部在安徽涇縣拍攝，第二部轉戰浙江，最終人物的命運與上海有千絲萬縷的關聯。城市化進程、工業現代化發展、各种經濟制度的變革等，劇中的故事都能在長三角找到與之呼應的典型案例。從這一角度看，這部現實主義作品取景長三角所感知的，其實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脈搏，立足長三角所透視的，其實是當代中國的只爭朝夕。

　　劇作的價值之一，在於不可置換的時代性

　　續集不好做，這在近年的國産劇創作生態裏似乎是默認事實。無論是否原班人馬，一旦踏進同一條河流，都得接受觀眾更高的期待、更為嚴格的打量。《大江大河2》顯見的難題，亦是如何“接住”第一部攢下的高分——《大江大河》改編自阿耐的小説《大江東去》，2018年12月在東方衛視首播後贏得了高收視、好口碑，並榮獲第十五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評選優秀作品獎、第25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中國電視劇等重要獎項。

　　不過在主創看來，真正的難題與前作無關，只在於第二部的“一劇之本”。“我們想呈現的，不是‘宅鬥’或‘廠鬥’，是跳出了局部矛盾後，專屬於《大江大河》的情節。其中包括一些觀念的碰撞、改革與保守的角力。”製片人侯鴻亮説，《大江大河2》要拆解的難，是如何將藝術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戲劇的矛盾與現實的矛盾做出最有效的結合。

　　以主人公的命運為例，宋運輝夫婦的感情出現了危機，雷東寶和楊巡在事業上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要重啟人生。如果説劇本要展現人物遭遇的跌宕起伏，要寫得戲劇化一些，都是屬於藝術範疇的技巧；那麼如何讓充滿了戲劇張力的故事“落地生根”，吻合長三角地區在改革浪潮中“走在最前面”的那些人那些事，考驗著劇本對歷史真實的把握。

　　換言之，1988年浙江土地上的改革軌跡，既無法與“南巡講話”後的自己重疊，也不可能和同一時間線的上海完全合轍。劇中要呈現的戲劇衝突，應當是那時那地的“限定款”，能暗扣歷史的脈絡，也符合相應場景中人們的心態、眼光。如是“不可置換”的時代性，是現實主義創作給出的命題，也是一部優質劇作的重要價值。

　　創作的細部，能照見好劇與好演員的彼此滋養

　　進組後不久，王凱就飛去外地領受“中國電視好演員獎”。短短一天半的行程，行李中躺著厚厚的劇本。《大江大河2》，他依舊承擔最大的臺詞量，需要啃下許多化工類專用名詞。更讓人費思量的是揣摩人物心理。用今天的開放眼光去看宋運輝那樣的人，他的開拓意識、進取意識、以及對婚姻伴侶在精神契合度上的需求意識，都是令人讚賞的。但在二三十年前，他那樣的“時髦人”難免遭遇誤解。“反復研讀劇本，用真實的、符合歷史現實的心態去接近人物，這是必修課。”王凱説，好演員與好劇彼此滋養，他和宋運輝互相成就。

　　一番演員感悟，何嘗不是劇組所有人的創作心得。

　　在寧波的楊爍清瘦了不少，但他飾演的雷東寶卻要在劇中的五年時間裏面演繹人生的大起大落，包括身材。谷底時的清瘦，人到中年後愈見“油膩”，忽胖忽瘦加之許多反季節的拍攝，都為演員製造了肉眼可見的麻煩。“不怕麻煩，倒是怕不真實。”他對記者説，借助今天的服化道來達到“發福”的效果並非萬能，還要加上自己身體與道具的磨合，才能真正還原一個“200多斤胖子”的言行舉止。董子健説，二度進組時他常有種感覺，自己隨著大江大河的奔騰，悄然成長了。比如拍第一部時，他還是不太能拿捏電視劇表演的“熒屏新人”，他對於楊巡的認知也多數停留在“父輩的經歷”。而現在，經過第一部的錘煉，“我好像也跟著走過了楊巡的那幾年，從一個想看更大世界、做更遙遠夢的少年，漸漸成長為一個懂得現實意義的年輕人”。

　　還有許多創作的細部，能夠照見好劇與好的創作者之間的相輔相成。比如第一部的導演孔笙這一回擔任監製，但他絕不只是“挂名監製”，劇組開工的日子，從早上八點到午夜零點，都可能是他和《大江大河》在一起的工作時間。比如編劇唐堯，劇本磨了11個月，反復推敲的就是“沒有所謂反派，只有從不同立場出發的觀念相左”。還有劇組向來用心的服化道環節，第二部循例處處體現著細節上的“品控”。在由廠房改建的攝影棚內，既有觀眾感覺親切的“小雷家村村委會”辦公點，也有宋運輝的“家”；大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交時的長三角城鄉風貌，小到一輛永久牌自行車、幸福摩托，乃至一張手寫的欠條等，都能把人帶回故事發生的那一刻。

　　一部觀察改革開放如何推動時代巨輪的作品，有必要真真切切地從大地上萃取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