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詔，以“沙門統”曇曜為主事者，在武州山體之上開鑿出規模宏大、氣勢雄渾的5座大像窟，即後世所稱的“曇曜五窟”（第16至20窟）。“曇曜五窟”開鑿在今天的雲岡石窟西區東側，這裡自然斷崖較高、斬山工作量較小，是雲岡石窟區最利於石窟開鑿的地段。
圖為今日第20窟全景，可以清楚地看出左側空缺的西壁立佛原始位置。
研究者依據考古發掘出的殘片，對第20窟西壁立佛碎塊拼對組合初形。
雲岡石窟是世界文化遺産，保護好雲岡石窟，不僅具有中國意義，而且具有世界意義。歷史文化遺産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源，要始終把保護放在第一位。發展旅遊要以保護為前提，不能過度商業化，讓旅遊成為人們感悟中華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的過程。要深入挖掘雲岡石窟蘊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內涵，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摘自習近平總書記在雲岡石窟考察時的講話（2020年5月11日）
未完成的傑作
雲岡石窟保留了一些未完成的造像。現在，研究者從這些未完成的造像中推斷雲岡造像的開鑿工序、洞窟的開鑿次序，進而深入討論雲岡主要洞窟與當時社會背景之間的聯絡。這對於題記保存較少的雲岡石窟來説，是一個全新的研究角度。
這是未完成的第13-29窟西壁菩薩面部（粗坯），從中可以看出當年用以標識發髻、眼、鼻尖雕刻位置橫縱輔助線。
古老石窟的新發現
邁進石窟的那一刻，人們通常會經歷一次震撼，難有例外。
世紀之交，中國的大足石刻、龍門石窟、雲岡石窟在3年內接連列入《世界遺産名錄》。與1987年率先成為文化遺産的莫高窟一起，這些記錄了中國石窟藝術發展以及人類文化交融的宏大工程，全都令人信服地具備了成為世界遺産最難被認定的第“i”項標準：“作為人類天才的創造力的傑作”。
雲岡石窟始建於公元5世紀，是中國石窟藝術史上第一次造像高峰時期産生的經典巨作，也是世界石窟藝術第二個繁榮期的傑出例證。
與成為世界遺産同步，深入、系統地保護與研究工作也隨即展開。約1600年前，雲岡石窟前後經歷60餘年的營建，現存主要洞窟45個、附屬洞窟209個、佛龕約計1100多個、大小造像5.9萬餘尊——但是相關文字記載並不豐富。我國早期對雲岡石窟的研究，多在建築、雕塑、史學和宗教領域進行探討。20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學者將考古學方法運用到石窟寺研究中，將雲岡石窟的研究納入歷史考古學的“軌道”，全面系統探討石窟分期及相應的歷史背景，其研究思路、方法、依據的材料和基本結論都形成了自身特點。中國學者逐漸成為雲岡學發展的核心力量。
與此同時，基於世界遺産視野尋求雲岡石窟與世界的關聯，也成為重要而明確的研究方向。研究者關注世界範圍內相關文化遺産的保護、研究、展示、利用，通過促進不同國家與民族在當代的交往融合，進而判讀雲岡石窟的歷史文化意義、世界意義並與文化遺産價值闡釋一起，將這些細節傳遞給全社會。在真實、完整原則下，雲岡研究者已經逐步接近再現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記錄的雲岡石窟的恢宏景象：“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所眺。”這些在微觀和宏觀領域不斷擴展的認知，事實上是在重新“發現”雲岡石窟。
“雲岡石窟是北魏統一北中國之後，集中了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所興造的一處大型石窟群。它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模式，是藝術的經典”雲岡研究院院長杭侃也是雲岡石窟考古專家。他説：“我們現在就是要把它保護好、研究好、闡釋好、展示好，讓廣大觀眾感悟好經典的永恒魅力。實現從景點、景區到旅遊目的地的轉變，讓雲岡石窟成為一個新的文化高地。”
雲岡石窟第1至3窟前的古道上至今仍留有深深的車轍印。在世界遺産的視角下，雲岡研究者開始從“文化線路”的視角新增添了對自身資源的認知。本報記者 齊欣 攝
許多謎底逐步解開
近年來，在海內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雲岡研究迎來了新的歷史階段，研究方法與領域逐步拓展。中國學者從遺跡現象出發研究當年石窟工程規劃；同時在微觀層面上關注以前忽略的洞窟開鑿相關工程遺跡，結合最新考古調查與發掘收穫，考察和復原石窟工程的實施過程；通過實驗考古等新方法，模擬古代鑿山取石、開窟造像的實踐，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參考。
雲岡造像多基於砂岩雕琢。這裡的砂岩夾有泥岩、砂質泥岩；其特點是強度較低，易於雕刻的同時也極易風化。於是坍塌、風化與鹽漬就成為雲岡石窟的主要“殺手”。20窟造像是來到雲岡的遊人們一定會合影留念的打卡地，但是，細心的觀賞者可能發現，這一組造像“好像少了點什麼”，西壁明顯空缺。依據近年來的研究綜合研判，專家們提出這是因為第20窟所在區域砂岩夾雜軟弱岩層，第20窟外壁和西壁立佛可能在建造完成不久後就塌毀了。基於考古發掘整理出的130余塊西壁立佛殘石，2014至2015年，研究和修復工作者拼對描繪出：西立佛原形象為著通肩衣，左手上舉握衣裾，右手下垂，與主佛、東立佛共同組成三世佛造像組合。這是西立佛自北魏坍塌後其形態首次被世人所認識，對於研究第20窟洞窟形態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佐證。
雲岡石窟第3窟開鑿于公元5世紀末期，規模宏大，居雲岡之首。開窟造像既要經歷修整崖面、雕鑿粗胚、精雕細刻、窟龕彩繪等工序，又涉及施工組織、人員調配等管理問題。那古人是如何成功建造了規模宏大的石窟？1993年對第3窟進行了考古發掘。在小心翼翼揭露的900余平方米遺址面積內，發現了北魏開始歷代遺留下的未完工的岩基地面、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築的臺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築遺跡的夯土柱基等遺跡，出土了大量陶片、瓷片、石雕、錢幣、建築構件等遺物。這為考察雲岡石窟在開鑿時期所採用的技術方法、取石途徑、石料利用以及後世沿用期間的寺院景觀變遷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深化了學界對雲岡石窟“鑿山開石、因岩結構”營造工程的認識。
2010至201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雲岡窟頂開展了大規模發掘，發現的兩處北魏至遼金時期的寺院遺址，不僅是我國目前出土的規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石窟寺遺址，而且遺址中的地穴式鑄造井臺、熔鐵爐佈局也是中國考古史上的首次發現，為了解北魏雲岡寺院的結構、佈局和規模提供了新材料，並進一步確認了以雲岡山頂寺院與山下石窟組合構成宗教信仰空間的新模式，此次發掘成果也列入“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茶膠寺位於柬埔寨吳哥城勝利門外，是闍耶跋摩五世國王為自己建築的國寺。現存遺址佔地面積約4.6萬平方米，主體建築佔地面積超1.3萬平方米。茶膠寺建於10世紀末11世紀初，可能坐落于一組規模龐大建築組群的中心位置。茶膠寺保護修復項目包括建築本體保護修復、石刻保護、展示中心建設和環境整治。其中建築本體修復涵蓋26個修復點。圖為中國援外考古隊正在修復其中的廟山五塔。
描述與世界的關聯
今年是雲岡石窟列入《世界遺産名錄》20週年。6月1日，雲岡研究院在雲岡石窟博物館推出“中國與世界：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雲岡石窟一週年系列特展”。研究工作者展示了自己全新的視野——選取了與雲岡石窟關聯的其他多國研究、保護和利用成果，與雲岡石窟進行比對，展現雲岡石窟作為世界範圍內文化傳播的典型例證的位置與關聯。
“雲岡石窟正在一個更廣泛的維度上來理解自我，展望未來。”杭侃介紹説：“2001年，當雲岡石窟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名錄》時，它被評價為‘中國佛教藝術發展史的第一個巔峰’，其在受到南亞和中亞佛教石窟藝術影響的同時，又帶有了鮮明的中國特色和當地精神。這樣的表述也在提醒我們，看待雲岡的方式應當是世界維度的。”
斯瓦特河谷，位於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平原以北的山谷中，即連接興都庫什山和喀喇崑崙山的山麓地帶。斯瓦特地區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其一躍成為貿易往來的樞紐和佛教思想與文化交流的中心。從文獻記載來看，歷史上的中國求法者曾路經此地，包括公元5世紀的法顯、6世紀的宋雲、7世紀的玄奘以及8世紀的慧超等。此次雲岡研究院以“發現斯瓦特”為主題的展覽，展示和比對了意大利科學工作者在該地區已經連續開展了65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
大同，古稱“平城”，是萬里茶道山西部分的重要節點城市，南來的商隊在此休整之後，分兩路繼續出發，一路向東走張家口；另一路則經雲岡、右玉向西走殺虎口至歸化（今呼和浩特），此即古豐州道，是北魏時期絲綢之路最東端的一段，也是17至20世紀初萬里茶道的一部分。
柬埔寨“吳哥古跡”同樣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研究者們認為，吳哥與雲岡都因海陸“絲綢之路”的興起而繁盛，因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而造就，又都因朝代更迭而一度被湮沒在歷史煙雲中。在“重現高棉的微笑”主題展覽中，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的援外考古隊員展示了自1998年開始便在該地區陸續開展的保護修復工作。吳哥古跡保護行動也代表了我國保護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産、增進國際交流的成果。
吳哥古跡中的王宮遺址位於吳哥城中心區域，佔地面積約14公頃，包括空中宮殿廟山建築、圍墻、多處平臺及磚石結構的建築遺址、砂岩石及角礫岩石的水池、院落的五座塔門以及大量埋藏于地下的各類文物等。
2018年，中柬政府確認了王宮遺址修復項目立項，王宮遺址修復項目于2019年開工。（記者 齊欣 趙曉霞）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由雲岡研究院提供）
研究者復原了著名的第3窟開鑿的過程
延伸閱讀
古人如何建造規模宏大的石窟？
雲岡窟群中的大窟開鑿用時一般在6至8年，多者可達9年以上；中型洞窟開鑿一般用時在3至5年；小型石窟則多利用大型洞窟的斬山崖面或修整自然斷崖開鑿，一兩年內即可完成。
鏈結
雲岡石窟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英文名稱：Yungang Grottoes
列入時間：2001年
遺産種類：文化遺産
符合的世界遺産遴選標準：
標準（i）：雲岡石窟是世界偉大的雕刻藝術的寶庫之一。
標準（ii）：雲岡石窟對石窟藝術的變革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標準（iii）：雲岡石窟是公元5世紀中國民族大融合的特殊見證，是早期佛教藝術大規模落根中國中原地區的傑出代表。
標準（iv）：雲岡石窟是世界佛教石窟藝術第二次繁榮期的最佳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