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個中央部門“曬賬本”大幅壓減三公經費支出

　　合理使用三公經費過好“緊日子”

　　● 與往年相比，今年中央部門預算公開有一些新變化，其中公開落實政府過“緊日子”要求壓減支出情況成為今年“曬”預算的一大看點，三公經費普遍出現明顯壓減

　　● 三公經費壓減與近年來監察制度的發展及八項規定、從嚴治黨治紀等規定規則的落實有一定關係。通過監督制度促進各部門進一步擠乾三公經費中的各種水分，讓這筆費用越來越真實地反映行政需要

　　● 從未來發展情況來看，三公經費要朝著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方向發展，讓三公經費更好地與政府定位、職能相契合，從而確定三公經費的開支和規模，設置合理的開支結構

　　6月11日，我國102個中央部門集中向社會“曬”預算。今年是中央部門連續第11年推進部門預算公開。

　　與往年相比，今年中央部門預算公開有一些新變化，其中公開落實政府過“緊日子”要求壓減支出情況，成為今年“曬”預算的一大看點。外界最為關注的三公經費，普遍出現明顯壓減。

　　“黨的十八大以來，政府部門的三公經費開支是逐年下降的，這是一個好的趨勢。今年受疫情影響，國家各個部門和事業單位都在壓減包括三公經費在內的相關行政經費。”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説。

　　莊德水認為，一方面，説明我們執行中央發展規定已經取得了成果和成效；另一方面，説明我們現在不僅從數量上，還從結構上壓減三公經費的開支情況，政府部門對自身的運作、職能、定位逐漸明確。

　　大幅壓減三公經費

　　優化財政支出結構

　　今年各部門仍舊“曬”出8張表，包括收支總表、收入總表、支出總表、一般公共預算三公經費支出表、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表等。

　　在公開的深度上，除涉密信息外，“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公開到支出功能分類的項級科目，其中的“基本支出”公開到經濟分類款級科目。同時，預算收支增減變化、機關運行經費安排、三公經費、政府採購、國有資産佔用、預算績效管理等事項，各部門也單獨進行了説明。

　　《法制日報》記者關注到，“緊日子”再次成為今年部門預算的關鍵詞。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各級政府必須真正過“緊日子”，中央政府要帶頭，中央本級支出安排負增長，其中非急需非剛性支出壓減50%以上，各類結余、沉澱資金要應收盡收、重新安排。

　　撥款減少的情況下，中央部門的錢該如何花？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很重要。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要求，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減，重點領域支出要切實保障，一般性支出要堅決壓減，嚴禁新建樓堂館所，嚴禁鋪張浪費。

　　今年，中央本級非急需非剛性支出壓減50%以上，力度空前。而去年中央財政壓縮一般性支出平均幅度為10%，壓減三公經費3.8%。

　　從壓減幅度看，三公經費總體壓減幅度排名前五的部門是：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99.19%)、國家文物局(76.64%)、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72.49%)、國家醫療保障局(66.6%)、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65.91%)。

　　以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為例，該部門2020年三公經費預算數比2019年減少22312.41萬元，減少99.19%。主要原因除了過“緊日子”外，也涉及部門預算的調整，鐵路公安預算納入公安部預算管理。

　　經過這番調整，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2020年用於公務接待的預算只有5000元，因公出國出境則沒有一分錢財政預算。

　　“國家在財政經費的公開上越來越精細化，尤其三公經費更是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所以各部門對三公經費的把控也越來越嚴格，相關的額度也越來越審慎。”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王敬波説，今年還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壓減公共經費、行政經費。

　　對此，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政府對三公經費非常重視，三公經費的支出年年下降，今年的下降幅度更大。一方面，今年受疫情影響，政府部門加大三公經費壓減力度，力求把壓減的三公經費大量運用在民生領域；另一方面，壓減三公經費是2013年以來政府一直在進行的重要工作和方針，所以才會有下降的趨勢。

　　構建強大監督網絡

　　精準確定開支規模

　　《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今年102個中央部門在三公經費預算中，大部分都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關於過“緊日子”的有關要求，壓減了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

　　據媒體統計，2020年102個中央部門三公經費預算約為48億元，其中公務用車經費預算就佔41億元。2019年，公務用車經費預算為50多億元，也就是説，僅在公務用車經費預算部分，今年就可節省近10億元。

　　大部分中央部門都壓減了公務用車經費預算，此外有21個部門保持去年水平，僅有4個增加了公務用車的預算。從壓減幅度來看，多個部門壓減幅度達到50%，有的甚至達到或接近100%。

　　大幅度壓減的還有因公出國(境)費預算，這項費用是三公經費中的一項，大體上反映的是國際旅費、國外城市間交通費、住宿費、伙食費、培訓費、公雜費等支出。

　　2020年102個中央部門的因公出國(境)費預算累計達到4.3億余元。相比2019年的11.7億余元，2020年減少了7.4億余元，降幅達63.4%。在具體的降低額度上，降幅在1000萬元以上的共25個中央部門。

　　《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的三公經費一直在壓減。

　　“三公經費的壓減與近年來監察制度的發展，以及八項規定、從嚴治黨治紀等規定規則的落實有一定關係。所以在審計、各種監察制度、巡視制度當中，三公經費也成為一個重點。”王敬波分析，因此，通過監督制度促進各部門進一步擠乾三公經費中的各種水分，讓這筆費用越來越真實地反映行政上面的一些需要。

　　在受訪專家看來，這些數據的下降不僅是響應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號召，也是近年來我國在“四風”建設中取得成績的表現。

　　“近年來，政府不僅出臺了一些相關的管理制度，並且每年都會根據實際情況對三公經費進行調整。其次，還在於我們認真執行中央的政策和制度，對執行不到位的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和糾偏，保證制度的執行。”莊德水説，同時監督力度比以前更大。以前三公經費的監督主要是由審計部門來進行監督和審查，現在還通過公開的方式接受社會、人大代表的監督和檢查，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監督網絡。

　　“這是一個好的發展趨勢。從未來的發展情況來看，三公經費要朝著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方向發展，能夠讓三公經費更好地與政府的定位、職能相契合，從而確定三公經費的開支和規模，設置合理的開支結構。”莊德水説。

　　越少越好實為誤解

　　關鍵在於合理使用

　　根據各部門公佈的數據，以財政部本部門為例，2020年三公經費預算數為2446.61萬元；國家發展改革委公開預算顯示，2020年三公經費預算為1476.97萬元；教育部2020年三公經費為871.94萬元。

　　有公眾提出質疑，中央部門之間的三公經費預算為何差距如此大，有的部門預算為兩千萬元，有的部門預算只需百萬元。

　　王敬波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各部門三公經費的差距比較大，主要源於各部門的情況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關鍵問題在於三公經費是否被切實、科學、有效利用，是否能夠真正地促進公務管理。。

　　竹立家則希望公眾避開一個誤導性概念——“三公經費越少越好”。

　　“三公經費預算差距主要由各個部門的工作性質決定，有些部門三公經費較少或因其二級部門、三級部門較少。人員要求、裝備要求等也會影響三公經費預算的多少。”竹立家説。

　　竹立家認為，對於公共部門來説，基本的、充足的三公經費才能保證正常運轉。三公經費過少，可能會影響工作進度、辦公效率。未來，有些部門的三公經費會繼續壓減，有些部門的三公經費反而會增加，“隨著現代化進程、公共服務需求的增加，一些部門可能會增加一些人員、培訓等。關鍵在於合理使用，並非越少越好”。

　　“未來，我們可能重點要關注三公經費使用的合理性。不管是三公經費也好，還是其他的行政經費也好，核心是為了服務於公務管理、行政管理，所以這筆資金的利用要提高績效，讓納稅人的錢花得值，花在刀刃上。”王敬波説，科學預算非常關鍵，另外工作和預算之間要高度匹配，避免頻繁更改預算。

　　不過，對於合理使用問題，竹立家提出了一些現實問題。比如，一些地方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依然比較嚴重，導致不必要的會議、文件傳達、培訓等過多過亂地出現。

　　莊德水補充説，會議費缺乏過程性監督的問題也依然存在。

　　“長期以來，公眾認為數據公佈不夠細緻，但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央各政府部門公佈詳細的數據在技術上會有一定的難度，因為預算只是控制消費的上限，並沒有控制內在的結構。公眾應該把目光著眼于決算，監督效果會更好。”莊德水説，“一些涉及國家秘密的三公經費，如外交部、公安部等部門的一些敏感數據是不能向社會公開的，只能提供籠統性的數據。所以，政府部門應該在自身能力允許和保證國家安全的情況下，能公開多少，就儘量公開多少，即以公開透明為原則和追求目標。”莊德水説。

　　推行績效考核制度

　　實現預算民主監督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破題，雷厲風行抓作風建設。八項規定出臺後不久，中辦、國辦就印發了《關於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要求各級黨政機關五年內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樓堂館所。

　　重磅舉措接續出臺，從《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到《關於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從《關於嚴禁黨政機關到風景名勝區開會的通知》到《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制度的約束力不斷顯現，給作風建設上了“鐵夾板”，緊了“螺絲扣”。

　　王敬波認為，總的來看，三公經費的管理越來越精細化、規範化，這實際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成績。

　　“之所以從這個方向發展，很大程度上與財政制度的改革、信息公開制度的推動有很大關係，也與各種監督制度的健全有關。”王敬波説。

　　竹立家也評價稱，隨著績效考核制度的推行，未來三公經費公佈的精準化、細化程度都會同步提高。績效制度引入以後，主要是針對成本核算問題，對産入和産出進行對比分析，提高效率，“這樣一來，政府就必須公佈三公經費消費在什麼地方、每個地方花多少錢、花錢的效果如何，否則績效考核、成本核算就無法進行。因此，績效考核是三公經費精細化的一個重要抓手”。

　　“績效制度引入以後，如果相關的會議、培訓等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和促進作用，相關部門就會減少這方面的費用。此外，還應加快推進實現預算監督民主化的進程。”竹立家建議，首先應儘量實現三公經費的公開透明；其次，要加大輿論監督和各級人大的監督，要把三公經費納入會計制度，“許多政府部門豪華辦公的原因就在於三公經費的會計制度不是很具體”。

　　莊德水也建議：提高預算能力，對總量和規模進行控制；進行過程性監督；進行結構性和績效性的考核，看三公經費的支出是否達到了預期的政治效果和目標。

　　王敬波則補充説，在財政資金的使用績效上，要進一步降低其在一些低效領域的使用率。由於各個地方的情況不完全一致，在一些技術能力比較強的地方，政府部門可以更多地利用一些技術手段。比如，在疫情防控期間，很多地方進行網絡會議，在保證信息安全的情況下，網絡會議顯然比租用會議室的行政成本更低。

　　□ 本報記者 趙 麗

　　□ 本報實習生 秦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