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是錢鍾書誕辰110週年紀念日。世人多稱他為博學鴻儒，但他更是一位踏踏實實的作家、學者。不務虛名，澹泊自守，他沒有所謂的“氣勢”與“派頭”，有的只是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

　　打開《圍城》，精妙的比喻讓我們耳目一新；打開《管錐編》《談藝錄》《宋詩選注》，我們又驚訝于錢鍾書的博學。世人對他的天賦讚嘆不已，但錢鍾書博學多識，除了天賦外，更來自於他一絲不茍、勤奮過人的讀書精神。

　　像小兒吃零食那樣讀書

　　1929年，錢鍾書考入清華外文系，一進校就立下志願“橫掃清華圖書館”，終日博覽中西新舊書籍。到了牛津大學後，他更是把精力都花在大學的博德利圖書館。博德利圖書館藏書名列世界前茅，這引起錢鍾書極大興趣，自喻是一隻“東方蠹蟲”，要在此處暢飲飽餐。

　　於是，錢鍾書便戲稱博德利圖書館為“飽蠹樓”。據錢鍾書妻子楊絳回憶：錢鍾書整日徘徊在“飽蠹樓”，將深奧的哲學、美學等大部著作，像小兒吃零食那樣吃了又吃，厚厚的書一本本漸次吃完。重得抬不動的大字典、辭典、百科全書等，他亦摸著字典逐條細讀。

　　錢鍾書不僅讀“大經大典”，還讀西方的通俗小説和俗語詞典，有大江大河不拒細流之意。他在《讀〈拉奧孔〉》中曾説：“倒是詩詞筆記裏，小説戲曲裏，乃至謠諺和訓詁裏，往往無意中三言兩語，説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見解，含蓄著很新鮮的藝術理論，值得我們重視和表彰。”

　　不斷添補的讀書筆記

　　因為“飽蠹樓”的圖書不外借，到那裏去讀書，只準攜帶筆記本和鉛筆，書上不準留下任何痕跡，只能邊讀邊記，錢鍾書做筆記的習慣就是在那時候養成的。有人説，錢鍾書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他本人卻不以為意。他只是肯下工夫，不僅讀，還做筆記；不僅讀一遍兩遍，還會讀三遍四遍，筆記上不斷地添補。楊絳曾説，“無數的書在我家流進流出，存留的只是筆記，所以我家沒有大量藏書。”錢鍾書去世後，楊絳將他的筆記進行反復整理，分出三類。

　　第一類是外文筆記（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極小部分是在打字機上打的，其餘全是手抄。筆記上還記有書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頁數。錢鍾書讀書也不忽略學術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關文學、哲學、政治的重要論文，讀後都做筆記，並記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

　　第二是中文筆記。這部分筆記支離破碎，而且都散亂了。錢鍾書這些筆記，都附帶自己的議論，亦常常前後參考、互相引證。以後的筆記都親自記下書目，也偶有少許批語。中文筆記和外文筆記的數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類是“日札”——錢鍾書的讀書心得。日札共二十三冊、二千多頁，分八百零二則。每一則只有數目，沒有篇目。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寫的，雜有大量外文。不論古今中外，從博雅精深的歷代經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説院本，以至村謠俚語，錢鍾書都互相參考引證，融會貫通，而心有所得。但這點“心得”還待寫成文章，學術著作《管錐編》裏，都是日札裏的心得經發揮充實而寫成的文章。

　　夫妻二人的“讀書競賽”

　　錢鍾書和楊絳在國外留學期間，曾展開“讀書競賽”，比比誰讀的書多。1935年年終統計，兩人所讀的冊數不相上下。不過，換個角度看，是楊絳“輸”了：楊絳讀的多是小冊子，錢鍾書讀的多是大部頭；楊絳把中文書也計算在內，錢鍾書只計算外文書；讀書筆記方面，錢鍾書不僅做，還做得十分詳細。

　　錢家人説錢鍾書“癡人有癡福”。楊絳也覺得，錢鍾書作為書癡，倒真是有點癡福，“供他閱讀的書，會從各方面源源供應，新書總會從意外的途徑到他手裏。他只要有書可讀，別無營求。”

　　如果説，《管錐編》、《談藝錄》的作者是好學深思的錢鍾書，《槐聚詩存》的作者是“憂世傷生”的錢鍾書，那麼《圍城》的作者，則是“癡氣”旺盛的錢鍾書。

　　夫妻倆日常相處，錢鍾書常愛説些傻話，然後再加上創造、加上聯想、加上誇張，楊絳常能從中體味到《圍城》的筆法，“我覺得《圍城》裏的人物和情節，都憑他那股子‘癡氣’，呵成了真人實事。”

　　當然，錢鍾書畢竟不是個不知世事的癡人，也不是對社會現象漠不關心，所以小説裏各個細節雖然令人捧腹大笑，但全書的氣氛，正如小説結尾所説，“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傷感，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腸蕩氣。

　　“我平生志氣不大，就想竭盡畢生精力，做做學問。”錢鍾書的一生雖歷經風雨，但他始終保持著對中華文化的熱情，用滿腹才華和生花妙筆為世界的知識寶庫積累著財富。今時今日，對先生最好的紀念應該是認真地研究他的著作，學習他崇高的精神和品格，發揚他博大而謹嚴的學術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