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産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讓文化遺産從典籍、考古、博物館、古老街巷中走出來，解讀出它們背後時間與歷史的奧秘，才能更好地維繫文化認同、更好地傳承文脈，破解一代代先人留下的珍貴遺産中的文化密碼，挖掘其中更大的文化價值。近日，本報記者專訪了3位分別在古籍修復、考古、歷史街區保護領域工作的海歸，對於文化遺産的保護與傳承，他們有著更深刻的體會。

　　侯鬱然：“書醫”人生

　　故紙碎片的新旅程

　　穿過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靜謐蜿蜒的廊道，記者見到了侯鬱然，她正在進行“天祿琳瑯”藏書的修復工作。書醫，是古籍修復師的另一個名字，為古書診療、使它們重獲新生，以更好地延續人類的文明遺産，這正是書醫的工作。

　　從中央美術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産專業畢業後，侯鬱然前往英國倫敦藝術大學書畫修復專業讀研深造。畢業時，她身邊的不少同學選擇了進入拍賣行或者美術館工作，出於對古籍修復的興趣，2010年，侯鬱然進入國家圖書館，與紙張為伴，成為了文獻修復組裏的一名古籍修復師。修書，這項古老而又略帶神秘的技藝，以匠人手中補紙為媒，串聯古今。

　　“補紙的紙性、顏色、厚薄，包括簾紋寬窄，這些在修復過程中都要力求與原書一致。”侯鬱然向記者介紹説，“過程中我們也做了許多實驗，來應對修書過程中紙張顏色老化的問題。比如新修的書或者殘片，當時認為紙張闔適，但隨著修復時間推進，紙張本身的老化速度也很快，或許一兩年之後再看顏色就深了。由此就帶來一個問題——是當時看著很舒服更好？還是許多年後看起來很舒服更好？標準在哪兒？我們也仍在探索。”

　　走過10年的“新匠人”

　　不知不覺間，侯鬱然已經做了10年的修書人。伴隨著老一輩修書師傅逐漸退休，目前組內大部分修復師已是像侯鬱然這樣的“80後”“90後”，青年匠人群體扛起了更重的擔子。他們心細如發、苦學手藝，傳承的是技藝與文化，也是背後於細節處見精巧的惜書之道的存續。

　　“有時候一本書內的破損處是相同的，這就需要我們把相同的修補操作重復進行許多遍。”侯鬱然説，“心性很重要，老師傅們常説‘修書就是修心’，修書的技術是基礎，但怎麼能把書修得更好？關鍵在於心性。耐心、責任心，還要有對書籍本身的熱愛之心。”

　　對比中外，侯鬱然認為，古籍修復秉持著求同存異的原則，“最小干預”“修舊如舊”等修復理念是中外共識，與此同時，不同國別的修復師們也在彼此學習。“比如，去年大英圖書館來到中國交流，他們也在向我們學習如何更好地修復中文書，因為修中文書是他們的短板。我們展示了卷軸如何保存、探討了對於比西文紙更薄的中文紙如何修復等問題。”

　　工作之外的侯鬱然愛看書展，“好展必看，也會關注諸如最近有哪些好的古籍、有哪些新出的拍賣、有什麼好的紙張、有什麼新工具……總之業餘愛好也是以工作為圓心發散開的。”侯鬱然笑著説。“入行前我看一本書，更多是從鑒定角度來看，作者是誰？成書年代與內容是什麼？有哪些版本價值……現在一去看書展，先看裝幀功力、怎樣縫線，再看‘這個角包得好’‘這個錦真漂亮’，心裏面還在尋思著這畫要是破了該怎麼修。”她越來越喜歡修書這門手藝，與修書有關的點滴也早已融入她生活裏的方方面面。

　　柳文傲：尋憶老城

　　普及文化遺産保護理念

　　漫步意大利，從羅馬到佛羅倫薩、從聖吉米納諾到維琴察城、從比薩大教堂廣場到繪有達芬奇巨畫《最後的晚餐》的聖瑪麗亞感恩教堂……在意大利學習期間，最讓柳文傲難忘的不僅是當地對世界遺産成熟的管理體系，還有民眾潛移默化的認識與對世界遺産的自覺保護意識。

　　這片曾影響歐洲千年的古羅馬帝國的主要領土，還是地中海商業文明的聚集地與文藝復興的策源地。截至去年7月，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審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的意大利世界遺産共有55項，在數量上與中國並列世界第一。

　　本科畢業于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建築學專業的柳文傲，2012年決定前往意大利米蘭理工大學攻讀建築學專業研究生，這所創建於19世紀60年代的百年名校，在建築、設計與工程界享有盛名。回國後，柳文傲進入清華同衡遺産保護與城鄉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從事歷史文化遺産保護、歷史城市復興與街區更新等工作。

　　如今，文化遺産在文化和精神領域的重要價值越來越得到國人的重視與認同，中國也在高等教育研究單位開設了相關課程，教育、研究與世界接軌。但是，公眾觀念認識的涵養與普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在中國，不少遺産地與居民社區相重疊，協調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産資源與社區公眾生存與發展的權利，也是保護體系中的關注重點。如何讓公眾對於世界遺産形成自覺保護的意識、形成具有組織與秩序性的保護行為，這引發了柳文傲的持續關注。“全民文化遺産觀念與理念的普及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這需要認知教育、相關部門的支持與倡導等多方合力。對於從事遺産保護工作的海歸來説，讓更多人理解文化遺産是我們義不容辭的一份責任。”柳文傲説。

　　讓老街重煥新機

　　留學歸來後，柳文傲參與了包括首都核心區控制性詳細規劃、北京城市副中心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與復興規劃等在內的文化遺産保護項目，在她看來，“協調”與“平衡”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也是項目推進過程中的難點。這要求他們在項目實施過程中不僅要考慮文化遺産保護，還要兼顧民生、經濟發展等多方訴求，從而立足於地方特色和在地居民的真實需求，多重視角探究老街發展方向。

　　以北京為例，許多文化積澱深厚的城市片區都在老城，基礎設施建設相對陳舊，整體城市肌理風貌、功能與人口呈現出多樣化特點。不少老街在建築風貌上能夠體現出多元化的時代特徵，也是一段段光陰歲月的縮影，是珍貴的物質財富。

　　讓老街重煥生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人口密度過高所帶來的空間跼踀、文化功能活力有待提高暴露出歷史文化深度挖掘不足的短板、一些公共空間被侵佔的深層次原因在於老舊小區、管理主體不清……

　　在柳文傲與團隊成員看來，想要找到突破口，更好地展示首都歷史文化風貌，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發力：一是做以人民為中心的規劃，探索以人的真需求為關注點的歷史街區復興新路徑，處理好遺産保護與改善民生的關係；二是促進文化遺産保護領域的立法工作，促進管理體制機制研究，使共同參與到文化遺産工作中的各方依法承擔保護職責；三是通過激勵和保障政策，激活社會力量參與，從而實現文化遺産地的保護與整體復興。

　　鄭雲飛：稻穀密碼

　　一顆稻穀的尋根之旅

　　鄭雲飛研究的是稻穀起源與發展，他可以通過植物種子孢粉和植硅體的研究告訴大家，幾千年前浙江人的餐桌上都有哪些主食、哪些水果與蔬菜。

　　2002年自浙江大學調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後，鄭雲飛很快就奔赴跨湖橋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現場開展植物遺存調查，發現了距今8000年的栽培稻穀遺存，將浙江栽培水稻的歷史前推了1000年。2006年，他在上山文化遺址中發現栽培稻遺存，把水稻栽培歷史上溯到一萬年。2007年，他發現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河姆渡文化稻田。2009年，他發現了具有完善灌溉系統的良渚水田……一件一件，記錄著近20年來鄭雲飛的考古足跡。

　　1996年—2002年，鄭雲飛分別在日本宮崎大學和國立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學習、工作，那段時間，日本考古工作者的敬業與對考古一絲不茍的鑽研態度深深感染了他。海外工作交流的機會，讓鄭雲飛有了詳細了解日本考古方法的機會，也為他回國後進一步開展考古工作打下了更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也拓展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回國後，對我的考古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我們常年在田野考古的第一線，材料多，一些考古研究實踐中需要解決的問題也在涌現，這些也成為了我新的研究方向。”鄭雲飛説。

　　一顆稻穀，與人類社會的文化意義息息相關，在食物屬性之外，它也在深深影響著人類生活方式、社會結構與文明發展。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農業國，稻穀的研究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生産勞作的反映。比如良渚考古，我們就在城裏宮殿南面發現了巨大的糧食倉儲區，裏面大概有10萬公斤的水稻。”鄭雲飛説。“考古並不單純是探索具體形象的器物，還可以考證一段社會的發展史與人類的發展史，以及一種文明的形成過程。”

　　科技考古“今為古用”

　　河姆渡遺址、良渚古城遺址、靈山遺址……都能看到鄭雲飛的身影，迄今為止，他已對數十個遺址進行過植物遺存調查，獲取了大量植物遺存，為進一步研究浙江史前社會經濟史打下基礎。

　　近年來，鄭雲飛帶領的科技考古團隊，在文物科技保護領域開展課題研究，為科學認識長江下游地區的文明進程提供了豐富的實證材料。熟練運用現代科技手段，讓史前考古更有了些“今為古用”的意味。

　　同時，科技考古本身也與國外交流密切相關，在鄭雲飛看來，留學歸國人員能夠在考古的跨學科研究中發揮更多優勢。

　　“現代考古需要複合型人才，仍然僅僅依靠傳統的方法，去挖掘、去了解是不夠的，需要有其他學科參與到考古中來。國外考古的一些認識、理念與方法，借鑒到國內之後我們也進行了改造，使之更加適應中國國情。海歸要起到交流互鑒、雙向學習的作用，也要抓住機會，把中國考古學的成果介紹到國外。”

　　本報記者 孫亞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