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疫情，這位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三學生在4月27日才回到學校備考。此前，陳俊菲已居家學習兩個多月。錯過了成人禮和百日誓師的她本以為能和同學開開心心拍一次畢業照，再各自奔赴考場。北京疫情反復讓她的希望再次泡了湯。

　　像陳俊菲一樣的高三學生，只能在疫情的陰影下迎接2020年高考。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司長王輝在最近的一場新聞發佈會上稱，今年高考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全國範圍內規模最大的一次有組織的集體性活動，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下組織高考，對於考生和考務人員都有不小的困難和挑戰，高三年級延遲開學對考生復習備考有一定影響。

　　而對於陳俊菲來説，她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再次回家隔離後，如何能繼續保持全身心投入的狀態，應對這次大考。陳俊菲的媽媽牛海昆在一傢俬企擔任中層管理者，為了做好後勤保障，牛海昆跟單位協商好居家辦公，以照顧女兒日常起居。女兒中考時，她就全程在家陪同，但這一次，她的憂慮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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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課的通知來得突然。家在北京市朝陽區望京地區的吳浥瑄記得，6月16日晚上，結束晚自習的她回到家，先從微博上看到“北京市中小年級從明日起一律停止到校上課”的消息，朋友圈很快議論紛紛。次日深夜1點，班主任在班級群裏發出消息，“明天回學校收拾東西。”

　　“學業的影響倒還好。”吳浥瑄説，北京本就執行高考前14天居家學習的政策，這意味著這一輪停課帶來的影響，遠比今年年初的那次要小。

　　延慶的體考生陳霄對今年年初停課時的焦灼狀態記憶猶新。無法回到學校集訓，也意味著沒有教練指導，“訓練動作大多不標準，效果大打折扣。”找不到有塑膠跑道和草坪的操場，陳霄只得在自家門前的空地運動。訓練彈跳時，腳後跟總疼得厲害。

　　學習文化課也面臨問題。陳霄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第一天開課時，班裏30多名學生涌入直播教室，結果軟體只能容納20人；後來學校緊急修復了故障，可在很長時間內，老師和學生都不太熟悉操作。為了向學生展示課本上的習題，一位沒有直播設備的老師只能用鐵絲把手機吊在凳子上，組成一個簡單的“吊臂”。

　　“當然了，很容易走神。”陳霄不好意思地笑了，“不想聽的時候會跑出去玩，打遊戲，踢球——反正對面也發現不了。”黃淼（化名）是陳俊菲同班同學。她喜歡畫畫，業餘時間常常給別人畫漫畫掙零花錢。上課時，她的思緒也會飄到九霄雲外，有時想中午吃什麼，有時在地理課上思考數學題，有時還會想漫畫設計稿。

　　網課效率低是困擾很多學生的問題。“老師不提問，大家都走神；提問，又經常很久都得不到回應。”在班裏名列前茅的吳浥瑄説，年紀較大的老師不熟悉網絡，只會把課件屏幕共享，然後照本宣科地講解，“板書啥的都沒了，很抽象，很難懂。”

　　而陳俊菲覺得，以前在課堂上老師看她卷子寫得差，會直接把她叫到辦公室輔導。但線上交作業只能通過問卷星發送給課代表，很多同學不交作業，名單發到家長群，最終不了了之。體育鍛鍊也流於形式，學校安排每天錄製5分鐘鍛鍊視頻，班裏打卡的只有幾個人。

　　因為物理阻隔，交流成了難題，“就像電子跟電荷，電子離電荷越遠，控制力越弱。”為了督促自己學習，陳俊菲報名了一對一學習課程，把晚上空余時間排滿，強迫自己“把腦子動起來”。但她對在家兩個多月的學習成果仍不滿意，認為沒有完成老師“最後幾個月往死裏學”的目標，許多學習漏洞也沒有填補。

　　在家裏複製出高考前的緊張氛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牛海昆説，女兒總戴著耳機在屋裏上網課，她不知道女兒在聽歌還是學習，心裏很沒譜。但她怕給女兒壓力，不敢打擾女兒上課，也從不檢查作業，只是提醒她不要熬夜。

　　在這方面，學校也在盡最大努力。陳霄説，那時班裏會要求學生晚自習時都開啟視頻。不大的屏幕上密密麻麻地擠著很多張臉，看到別人在低頭寫字，他還是會有些緊張。

　　陳霄強調，這種緊張感還是和在學校截然不同。4月底，北京高三學生返校，陳霄重新看到了教學樓、老師和同學，黑板上的高考倒計時從三位數變成兩位數，“那時老師焦慮的神情都挂在臉上了。”陳霄説，很多細微的表情變化，真是面對面時才能體會。他那時才真的感到：高考真的要來了，必須抓緊時間。

　　陳俊菲也從倦怠感中被一下子拉了回來。她的數學成績不理想，數學老師每天晚上找她練題，這讓陳俊菲覺得學習效率比在家高了很多。

　　每一個事關高考的消息都牽扯著大家的神經。學生們聽到傳言，今年高考題會比往年簡單，心中暗喜。但老師隨即打破了他們的幻想，説“不會因為疫情調整下調試卷難度，勸學生趁早打消念頭”。這讓陳俊菲覺得高考真實而殘忍，疫情雖然改變了高考復習形式和時長，但殘酷的競爭仍無法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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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影響著備考的點點滴滴。回校的一個多月，陳俊菲每週六回家一次，不能乘坐公交和地鐵，需要媽媽親自接送。為了降低感染風險，8人的學生宿舍只睡了4個人。四十幾人的班被分成了A、B兩個班，學生們相隔1米而坐。口罩成了日常必需品，一旦有人想摘掉透氣，會被老師及時提醒。老師上課也要戴口罩，有時候會喘不上氣，要歇會兒再講。

　　隨著北京市應急響應級別由一級逐漸調至三級，陳俊菲記得，學校的氛圍慢慢輕鬆，5月中旬，原本拆分成的兩個班又被合成一個班，口罩也不催著戴了。牛海昆以為女兒能這樣順利迎接高考，沒想到再次因疫情提前回家。

　　儘管停課只比原計劃提前了幾天，吳浥瑄還是有一股“戛然而止”的感覺。她一直在期待著學校組織拍畢業照、統籌簽名冊，可現在，這些都還杳無音信。

　　學校安排他們于6月17日上午回校收拾物品。2小時內，在各科課代表忙著分發大堆試卷的間隙，班裏的朋友們一邊收拾著東西，一邊匆忙著互相交換簽名冊，簡單地寫幾句祝福語。離校前，所有任課老師站到講臺上，和他們説送別的話。30多歲的英語老師是班主任，説了沒幾句話就開始哭，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前排同學遞上紙巾的間隙，班主任低聲説，“昨晚佈置的作業，還打算今早抽查你們呢。”班級裏很快有了更多啜泣聲。吳浥瑄覺得，那一刻，老師的語氣裏有著離別時的不捨與傷感，也有一絲對考試的擔憂。

　　即使是頗為年長的老師，上臺時也帶一絲哽咽。“孩子們，我想告訴你們，不要把高考看得太重。成長後你們會發現，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步。”有老師這樣説。

　　相較之下，陳霄自覺幸運。6月14日，北京的體考生們完成了專業統考。當天晚上，陳霄和其餘20多位體考生和教練聚了餐，“該説的話都説了。”飯畢回家，教練在訓練群裏留下一句“解散”，然後默默退出了群聊。

　　“我的高三，就這麼結束了？”陳霄説，那一瞬間，自己還是“充滿了遺憾”。畢竟，最後這半年，誓師大會、成人禮、畢業照……很多很多充滿儀式感的東西都沒了。

　　按照往年的慣例，他的學校本會在高考前為高三學生舉辦成人禮，大家身著禮服走上紅毯。陳霄圍觀了兩年，深感那是無比美好的場景。今年，他們的成人禮改在線上舉行，以班為單位。學校為了節省時間，將其安排在線上誓師大會之後，一切從簡。

　　和陳霄一樣，陳俊菲還沒反應過來，發現自己“稀裏糊塗就畢業了”。沒有畢業典禮，她和同學在教室和草場簡單拍了幾張照片。照片裏是一張張稚嫩的臉，他們穿著綠色校服對著自拍桿比V，以此紀念3年高中生活，藍色一次性口罩還挂在下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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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霄感慨，今年很多事情都很不完美。但令他意外的是，他的專業統考成績比預想中好了很多。他原本擔心年初那段不規範的訓練會影響成績，結果恰恰相反，“考試推遲了一些，訓練時間充足，成績變好了。”

　　吳浥瑄在高三上學期結束時曾下定決心，“下學期要拼命地學，來一場徹底蛻變。”現在，她回顧過往幾個月，感覺那份雄心壯志似乎被頻繁的變動一點點切碎，然後消磨掉了。“有點沮喪。”她説，神奇的是，漫長網課之後的“一模”考試，她的排名上升了很多；而返校學習一段時間後，參加“二模”考試的成績卻又下滑了。

　　吳浥瑄説，她覺得這是因為年初在家，復習效果難與在校時相比。但她自製力強，網課又給了她自由支配時間、查漏補缺的機會，反倒助推了名次的上升。

　　想清楚這些後，吳浥瑄面對第二次停課便不再焦慮，反倒制訂了學習計劃，覺得“或許是自己的機會”。“而且經過將近2個月的返校學習，水平也又強了些，不像春節時那麼沒底了。”

　　陳霄也有著同樣的感受。“至少網課軟體都熟悉了。”這位男生説，“最後半個月了，不是本來就靠自覺嗎？”

　　回想高中最後一個學期，吳浥瑄會感慨，確實很“折騰”。但她也自覺收穫了一些東西，比如專注和自製。她的家長在網課時不會強行收走她的手機，女孩會自行將它丟到床上，或者鎖在屋外。即使在休閒時間，她也會提前給手機設置使用時長限制；晚自習時，幾位好朋友會相約連麥，互相督促著完成作業。“要自覺去學習。大學生活可能就是這樣？”

　　陳霄則期待著高考趕緊來臨，“祈禱疫情趕快平穩。”他説，“不想再被折磨。”

　　在吳浥瑄的班上，年長的數學老師留下了這樣的臨別寄語：“我帶了這麼多年高三，你們是最難的一屆。”

　　陳俊菲感覺到了老師的著急，回學校後，政治老師抽查學生背書，發現有人背得磕磕絆絆，不停催促大家，“往常那幾屆到現在滾瓜爛熟，你們得趕緊抓緊時間！”

　　黃淼的父母覺得她成績不理想，當著她的面同班主任商量復讀的事。但班主任誇她最近學習態度好，高考一定能考好，她很開心。聽著“那種追求夢想的歌”，想起父母讓復讀的話，她開始哭。她理想的學校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陳俊菲理想的學校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兩人從不説喪氣話，總是互相鼓勵。

　　2020年北京市高考時間確定為7月7日至10日，比往年高考時間延遲一個月。隨著考試日期一天天臨近，陳俊菲仍有些不自信。她覺得高考時間若再推遲一個月，自己的分數能進一步提高。牛海昆勸女兒，“每個人都會有這種想法，再給你一個月，你還是在這個檔。”

　　陳俊菲所在的高中有不少外地學生，不方便回家，根據規定在校隔離。京籍學生也可選擇留校，黃淼覺得學校學習效率高，決定留下。

　　牛海昆覺得學校都是集體生活，不如在家隔離更安全，她想了想，將女兒接回了家。陳俊菲的爸爸一直在外出差，照顧她的任務落在了媽媽一個人身上。3月中旬，媽媽的公司復工，姥姥開始接力照顧。

　　為了照顧女兒，牛海昆與公司商量暫時居家辦公，疫情期間，公司業績下滑，每人的業務量加大，她要從早上9點一直工作到晚上11點，“要使出120分的力，來均衡你的家庭和工作。”但在這位母親看來，“犧牲一下是應該的。”

　　6月20日，北京舉行第二次英語聽力考試，陳俊菲感受到實地考試的緊張。所有人都戴著口罩，考試前要對電腦、鼠標消毒，每人中間隔著防偷窺的隔檔板，現場雅雀無聲。為了集中注意力，陳俊菲捏著鼻梁骨，生怕漏聽。從上初中起，老師們就常對他們説，比別人考高一分，就能超過一操場的人，“一分1000多人。”陳俊菲感覺到媽媽也在為自己的考試緊張不已。

　　為保證女兒隔離期間安全，牛海昆也開始自動居家隔離。女兒回家後，她幾乎不出門，買日常用品常常網購，或者在小區超市買。學校無法安排校車接送學生考試，需要家長自己接送。距離女兒高考還有兩周，牛海昆已開始考慮高考當天女兒出行的問題，是否限行，為女兒準備什麼吃的，她不允許自己出現任何閃失，要陪同女兒平穩度過高考大關。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尹海月 程盟超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