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考古方興未艾，考古科學家卻寥若晨星。

　　從世界各地與中國實踐來看，以信息技術、生物工程、大地測量等學科為排頭兵，科學技術已越來越多地應用到考古、文保領域。我們每天看到的發掘成果，皆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地質勘探、碳14測年、古DNA分析、陶瓷與金屬器物品質測算等方法；同時，科技工作者也將目光跳開了“考古”。位於中國雲南紅河州的哈尼梯田已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西南林業大學的專家利用近年來陸地生態系統中碳、氮循環研究的熱點技術，通過統計分析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土壤有機碳、全氮含量，試圖精確分析哈尼梯田的水肥利用智慧及其可持續發展依據——技術手段與技術規模，可以更精準地驗證人們的判斷，修正前人的認知，解讀未知的過去甚至描述我們的未來。

　　進入2021年，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聘科學家領銜，與科研院校合作共建考古實驗室，可以看做這一趨勢的平臺化延展。

　　此時，“考古科學家”的位置與作用開始凸顯。他們已不同於普通的考古工作者或參與者；在與傳統考古人融合過程中，他們得以基於逐步提升的科學手段，建立獨立的視野、方法、平臺與系統，以此回應諸多人類自身重大命題。比如，DNA技術的不斷成熟，已經使得人們越來越相信，復原古代人類遺傳關係、描繪古人類遷徙路線終將成為現實。

　　雖然科技考古早已存在，為啥難以看到科學家成為考古“大咖”？或者説不如文物與考古人那樣為人熟知？關鍵原因還在於社會的傳統觀念乃至廣義“考古”領域中，人們還習慣性地把科學手段作為“偏門”，科學家似乎也在甘做“配角”。

　　換個角度來看，世界範圍的文明交流過程，更需以共同熟知的話語方式和渠道來分享成果。在我國文明探源工程的帶動下，多學科正在通力協作，深入涉及文明起源、人類遷徙、社會階層形成演化、東亞文化交流等諸多全世界關注的話題。希望在此基礎上，涌現出一大批真正的、知名的考古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