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季，法國政府取消全國隔離禁令，允許民眾出門度假。一些有識之士呼籲，法國有必要犧牲夏季假期以遏制疫情，但這一呼聲並未被採納，導致秋冬第二波疫情來襲。法國政府被迫重啟宵禁措施，當地民眾也不得不取消假期計劃。

　　對此，國際政治觀察家尼爾安德森在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指出：“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政治政策，導致了西方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的三大失敗，也因此醞釀了社會危機，暴露了西方社會的脆弱性。”

　　危機管理不當

　　尼爾安德森表示：“在危機管理方面，西方國家的第一個錯誤是低估了疫情在全球化環境下的傳播力，同時高估了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及醫療手段的應對能力。當疫情傳播勢頭無法阻擋時，大多數西方國家最終還是採取了中國的隔離措施。少數幾個西方國家冒著高死亡率的風險，想採取群體免疫策略，但最終也不得不放棄。”

　　“但是，西方國家採取的隔離措施與中國相去甚遠。對他們來説，經濟停擺不可想象，所以隔離措施也不可能十分嚴格。在疫情不同階段，西方國家採取的防疫措施都相對隨意、鬆懈。由於防疫措施不到位，新冠病毒又很狡猾，西方國家的經濟有可能癱瘓超過一年。”尼爾安德森指出。

　　在尼爾安德森看來，西方國家隔離措施不到位的另一個原因，是很多西方人認為隔離限制了個人自由。他強調：“這種觀點混淆了個人自由與集體中個人自由的概念。對一個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個體進行隔離，並不是對其‘個人自由’的否定，放棄聚會、娛樂等活動，也不是對‘個人自由’的冒犯。”

　　尼爾安德森感嘆道：“拋開新冠病毒不説，這種個人主義盛行、人人只為自己、忽視重大危機的情形彰顯了西方社會的脆弱性。”

　　衛生體系運作不良

　　尼爾安德森指出，西方國家抗疫的第二個失敗之處是衛生體系運作不良。他表示：“西方國家以為自己擁有世界上最好的醫療系統，但新冠疫情打破了這一自信。他們的醫療體系很容易崩潰，並引發一連串問題。”

　　他強調：“新冠疫情充分暴露了以經濟發展及盈利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衛生政策的後果，例如護理人員低薪及病床數量減少。在疫情發展過程中，不少西方國家都先後經歷了缺乏口罩、缺乏檢測工具及檢測不夠快的階段，這些都助長了病毒的傳播。更嚴重的是，由於醫療經費縮減，醫院床位不足，醫生甚至推遲治療原來就患有重病的感染者。”

　　尼爾安德森指出：“西方國家隔離管理的能力很差，從政府到大眾普遍缺乏對新冠病毒危險性的認識，不少人公開拒絕戴口罩。更嚴重的是，西方國家從未真正實施對新冠檢測呈陽性者的隔離，也從未要求他們做到自我隔離，這是完全不負責任的。”

　　“西方政府不可能按家庭、小區、地域實施隔離，也無力提供健康追蹤、出行管理、心理支持、消毒等。這些措施雖然嚴厲，但其有效性符合大眾的利益，特別是窮人的利益。西方國家只能採取不夠嚴格的宵禁、隔離措施，並且反反復復，隨意性很強，沒有連貫性。這是造成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疫情在歐洲捲土重來的主要原因。” 尼爾安德森説。

　　公共事務溝通危機

　　在尼爾安德森看來，西方國家新冠疫情防控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是溝通危機。他指出：“有些西方政客的發言總是不清晰或自相矛盾，甚至充斥著謊言。他們無法與民眾進行有效溝通，這種情況會引起大眾的懷疑與困惑。結果就是社交網絡和媒體上充斥著陰謀論和恐懼言論，甚至造成有民眾拒絕接種疫苗。”

　　尼爾安德森表示：“在充斥著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中，團結意識泯滅，政府也無力安撫民眾情緒。疫情期間，難得的集體精神與團結意識僅僅體現在醫院、住宅小區等環境中，但十分分散，並不足以構成具有影響力的社會力量，整個社會因此變得更加脆弱。”

　　尼爾安德森指出：“新自由主義價值觀使人們疏遠了對集體價值的渴望。不僅是疫情，許多事實都表明，西方社會中公民與權力機構的關係發生了深層危機，公民與政客之間的信任被打破。大眾的聲音縱使能被聽到，也不能被信任，這是西方社會中的信任危機。西方政府治理新冠疫情的失敗，充分暴露了西方社會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