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立法懲處不文明行為 但監管執法仍存難點

　　熱點追蹤

　　亂丟煙頭、紙屑、塑料袋等廢棄物；從樓上往下拋擲物品；隨意傾倒生活垃圾，不按規定進行垃圾分類……從今年6月1日起，在北京，29項不文明行為開始受到法律限制，不文明行為的當事人也會受到處罰。

　　精神文明立法

　　堅決抵制不文明行為

　　每天清晨，北京市民穿梭于各大公交、地鐵站臺之間。不同時間段，總有一群身著“檸檬黃”制服的公共文明引導員“陪伴”大家，劉便是其中一員。

　　作為北京市東城區公共文明引導員建國門中隊的隊長，劉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近11年，11年的文明引導工作，讓她見證了北京這座國際化都市文明程度的不斷提升。

　　“我最開始在站臺上引導，抽煙、隨地吐痰、插隊搶座的現象很多，勸阻了有些人也不聽，甚至還會辱罵引導員，挺不容易的。”劉表示，文明引導員在公交站臺、公園景區、體育場館等公共場所“不厭其煩”地勸導遊人，這麼多年下來，不文明現象的確少了很多。

　　今年4月，北京市第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北京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北京，這座人口超過2100萬的超大城市，將嚴格整治隨地吐痰、採挖公園植物等不文明行為。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小妹介紹，作為北京市第一部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地方性法規，《北京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廣泛聽取了民意。最終，包括公共衛生、公共場所秩序、交通出行、社區生活、旅遊、網絡電信等領域的29項不文明行為被列入其中。

　　“大家都反感不文明行為，對不文明行為立法就是要向這些行為説‘不’，讓大家清楚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馬一德説。

　　取證難、處罰難

　　不文明行為監管難點多

　　市民文明程度不斷提升，但不文明現象仍有發生。不少公園、景區管理人員表示，將不文明行為入法對懲治不文明現象幫助很大，但在實際巡查和執法過程中，仍面臨不少難題。

　　——缺少執法權。北京野鴨湖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處副主任劉雪梅表示，一直以來，公園對産生不文明行為的遊客只能進行勸導。“有的遊客不聽勸導，心生怨念，出門就打電話投訴我們。規勸無法震懾，但報警又小題大做。”北京市園林綠化局公園管理處調研員劉濤表示，在實際工作中，園林局、公園景區缺少執法權，對不文明行為以勸阻為主，還需遊客自覺。

　　——不文明行為取證難。受訪基層城管執法部門人員表示，由於很多不文明行為比較隱蔽並且缺少有效的取證措施，懲罰便無法實施。劉告訴記者，例如北京火車站這樣流動人員密集的區域，即使等執法人員到達現場進行處罰，不文明行為當事人也早就走掉了。

　　——監管力量薄弱。劉濤表示，北京全市城鄉各類公園上千家，80%以上沒有單獨的管理機構，很多開放性公園、綠地，遊客出入方便，沒有那麼多管理力量。北京市屬公園還能配備一些管理人員，但其他開放性的綠地、新建的森林公園、口袋公園等都沒有單獨的管理機構，只有養護隊伍，沒有力量對不文明行為進行監督。

　　——遊客自身素質有待提升。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磊説，對於重點治理的不文明行為，靠執法人員“抓”的成本很高，操作上也很難“抓全”，因此一些人會存在僥倖心理。遊客自身素質提高了，不文明行為才能減少。

　　懲罰不是目的

　　自覺遵守才能更文明

　　北京市文化和旅遊局相關負責人介紹，今年4月以來，北京市已有多名遊客因不文明行為受到“一處受罰，處處受限”的聯合懲戒，用聯合懲戒的方式幫助市民和遊客養成安全出行、文明旅遊的習慣。

　　據了解，北京市自2001年起就擁有公共文明引導員隊伍，目前已發展到約9000人。他們也從最開始的乘車監督員，逐漸成為將精神文明宣傳員、文明禮儀示範員、排隊乘車引導員等8種身份集于一身的“八大員”，為城市文明發揮著示範帶動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曹剛認為，條例提出對見義勇為、志願服務、慈善公益等文明行為信息進行記錄，以此激勵人們爭做文明行為表率。文明行為信息記錄機制要儘快建立起來，並和社會組織共享信息，這樣才能把鼓勵的制度有效落實。同時，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家庭、學校等，在招工、對優秀職工進行獎勵等方面也可參考文明行為信息，並在制定自身行業規範、組織紀律時參考條例內容，進行有效銜接。

　　北京市園林綠化局副局長高大偉表示，現在市民對不文明行為的關注更多了，環保意識也更強了。但從長遠來看，杜絕不文明行為還是要靠社會共治，有賴於公民整體文明素養的提升。

　　首都文明辦主任滕盛萍透露，下一步，北京還將綜合運用執法檢查、代表視察等多種形式，全面了解條例貫徹執行情況，及時發現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進行整改，讓條例“長出牙齒、長出筋骨、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