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川北，群山環繞。

　　7月28日，在八一建軍節即將來臨之際，四川省綿陽市梓潼縣召開首屆最美退役軍人、退役軍人就業創業之星、愛國擁軍模範、擁政愛民模範、最美軍嫂表彰大會，以這種方式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3週年，致敬最可愛的人。

　　擁軍優屬、軍民共建歷來是梓潼的傳統。在梓潼縣長卿山南麓，一幢幢紅色磚瓦建築掩映在蒼松翠柏間，格外引人注目。這裡就是中國兩彈城，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機關舊址。繼青海金銀灘原子城後，兩彈城成為我國第二個核武器研製基地總部。

　　1999年，23位為國家“兩彈一星”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其中，于敏、王淦昌、鄧稼先等8位獲獎者都曾在這裡留下足跡。

　　揭開塵封的歷史，追尋前輩們的足跡，我們可以感受中國核武器探索的崢嶸歲月，追尋跨越60餘年的精神傳承。

　　鄧稼先帶領團隊對原子彈的物理過程進行了大量模擬計算和分析，從而邁出了中國獨立研究設計核武器的第一步。圖為研究人員在進行原子彈科研攻關。胥德勇 供圖

　　“我願以身許國”

　　20世紀60年代，一支神秘的隊伍抵達梓潼縣長卿山的密林深處。他們在這裡建起佔地上千畝的廠房，還有與之相連、長約1000米的防空洞。很快，一批批職工入駐，最多時達到兩萬人。從此，他們在這個小山溝裏肩負起研製中國核武器、增強國防力量的歷史使命。

　　1969年，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機關從青海搬遷至梓潼，1992年又遷至綿陽科技城。23年間，前輩們在這裡隱姓埋名，克服多種困難和干擾，先後組織完成20余次核試驗的實施，實現了原子彈、氫彈的武器化與定型，開展了新一代核武器研製攻關等國防科研項目。

　　“紅雲沖天照九霄，千鈞核力動地搖。二十年來勇攀後，二代輕舟已過橋。”在兩彈城正大門的門柱上，刻著這樣一首詩。這是1984年第二代核武器試驗取得成功後，時任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長的鄧稼先滿懷豪情寫下的。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鄧稼先依然心念國家的核試驗情況。當它被再次吟誦，仿佛也帶人回到了當年核試驗的現場。

　　鄧稼先是我國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我國進行的45次核試驗中，鄧稼先參加過32次，有15次都在現場親自指揮。

　　1958年8月的一天，錢三強把34歲的鄧稼先叫到辦公室，進行了一次秘密談話。當天晚上，鄧稼先回到家後，輕聲對身旁的妻子許鹿希説：“我要調動工作了。”許鹿希問：“到哪兒去？”他回答：“不能説。”“去幹什麼？”“不能説。”“你把信箱的號碼告訴我，我給你寫信。”“不能通信。”

　　許鹿希沉默了，鄧稼先也沉默了。良久之後，鄧稼先才囑咐了許鹿希幾句話。

　　幾十年後，許鹿希依然對這幾句叮囑記憶深刻：“這個家以後就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獻給將來要做的這個工作了。”許鹿希説，丈夫説這句話時非常堅決。他説：“如果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輩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為它死也值得。”

　　兩彈城中，鄧稼先和王淦昌的舊居仍在。王淦昌的舊居中，至今存放著一個行李箱，上面寫著“王京”二字。關於這個名字的秘密，曾經隱藏了17年之久。

　　王淦昌曾經在國外工作，是享譽世界的核物理學家。1961年，剛剛從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回北京的王淦昌接到一項特殊的任務——投入祖國原子彈的研製工作。

　　這個決定對他而言，意味著要從自己熟悉且已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礎研究工作，轉換到不熟悉的應用性工作上。猛然間，王淦昌的腦中聯想到20世紀40年代初期，國際上有一批物理學家突然“失蹤”……

　　沒有多想，沒有猶疑。年過半百的王淦昌只説了一句話：“我願以身許國。”

　　由於這是一項絕密任務，王淦昌為避免自身知名度帶來的影響，便改名“王京”。從此，他隱姓埋名，奔赴一線。就這樣，這位名揚中外的實驗物理專家從科技界悄然“消失”了17年，連家裏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兒、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

　　隱姓埋名二十八載，填補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為氫彈突破作出卓越貢獻，這個人就是共和國勳章獲得者于敏。

　　在原子核理論研究的巔峰時期，于敏毅然服從國家需要，開始從事氫彈理論的探索研究工作。當他帶領科技人員發現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解決了氫彈原理方案的重要課題後，當即給身在北京的鄧稼先打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電話。

　　“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隻松鼠。”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便問：“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好，我立即趕到你那裏去。”

　　這正是于敏出於保密考慮，使用了只有彼此間才能聽懂的隱語，以此暗指氫彈理論研究有了突破。

　　20世紀60年代，裝備簡陋，除一些桌椅外，只有幾把算尺和一塊黑板。一台計算速度為每秒萬次的計算機，需要解決各方湧來的問題，僅有5%的時長可以留給氫彈設計。

　　科研大樓裏一宿一宿燈火通明，科研工作者為琢磨一個問題，常常通宵達旦。于敏的報告，與彭桓武、鄧稼先等人的報告相互穿插，聽講的人常常把屋子擠得水泄不通。

　　當時，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幾乎每週召開學術討論會，學術思想十分活躍。會上，不論是業已成名的專家，還是剛出校門的大學畢業生，大家在氫彈的秘密面前，一律平等。誰有了新想法，誰就登臺發言。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

　　如遇有不同意見，一場爭論就此展開，甚至常常爭得面紅耳赤。但誰説的對，大家就聽誰的，彼此也從中受到啟發。就這樣，很多好的想法在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中産生出來，許多種突破氫彈的設想和途徑，也在這樣的氛圍下被提了出來。

　　1965年9月，于敏帶領部分科研人員到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出差，利用該所計算機對加強型核航彈進行優化設計。令人難忘的“百日會戰”由此開始。

　　那個年代，計算機性能不穩定，機時又寶貴。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將計算結果存儲在計算機的磁鼓裏。一旦機器跳動，就把前一時刻的計算結果取出來，作為初始條件，由計算機重新計算，以此減少機時損失。但這樣一來，機器就離不開人。機器24小時工作，人也要在一旁睜大眼睛，盯著紙帶上打出的計算結果。

　　為此，物理工作者與數學工作者混合編組，一同到計算機房算題。數學工作者負責把程序輸送到機器裏，並時刻關注程序的運行情況，物理工作者則負責監視計算結果是否合理，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

　　100多個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首于堆積如山的計算機紙帶，然後做密集的報告，率領大家發現了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路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梓潼縣利用兩彈城獨特的歷史背景和鮮明的時代文化，將其打造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圖為8月1日，社會各界人士到基地緬懷兩彈元勳。王柯利 攝

　　“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下得太遠”

　　在青海時，核武器研製基地位於海拔3200米的高原牧區，最低溫度達零下四十攝氏度，一年內有八九個月要穿棉衣。遷往川北地區後，雖然風沙少了，但交通不便，生活條件依然艱苦。地處盆地，陽光本就少見，再加上辦公地點周圍被高山環繞，工作人員即使能看到太陽，也僅僅是中午的一兩個小時。

　　但清苦的生活阻擋不了科研工作者前進的腳步。

　　王淦昌曾成功領導中國前三次地下核試驗。在承擔第一次任務時，王淦昌已年逾花甲，但他仍深入車間，和工人們談心，到職工宿舍，耐心做思想工作。科技人員和工人師傅的實幹精神，同樣支持著王淦昌滿懷信心地去完成試驗任務。

　　由於時間緊、工程量大，地下坑道裏的通風設施較為簡陋，氡氣濃度不斷增長。王淦昌了解後，很為科技人員的健康擔心，立刻組織人員進一步監測，並分析原因，採取了相應措施。最後，大家提前完成了試驗前的準備工作。過程中，王淦昌一直堅持在洞內和大家一起工作，直到最後才撤離現場。

　　對國家高度負責，對科研極端嚴謹，這是參與“兩彈”研製的科學家們堅守的科研底色。

　　曾有一次，飛機空投時降落傘沒有像預期一樣打開，核彈從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沒有爆炸。指揮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點尋找，但始終沒有發現核彈的痕跡。

　　鄧稼先清楚放射性對人體的危害性，僅僅1克的就可以毒死100萬隻鴿子，而且醫生也對進入人體的無能為力。但在這種情況下，鄧稼先仍然決定親自去找。

　　他和二機部副部長趙敬璞乘坐一輛吉普車，向戈壁深處駛去。到了事故發生地，他一下車就彎著腰在戈壁灘上四處搜尋，最終找到了碎彈。他激動地用雙手捧起碎彈片，完全忘記了的危害。

　　鄧稼先於1985年被確診為直腸癌。住院期間，他動了三次手術，每一天都疼痛不止，止痛針從每天一針發展到一小時一針。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在彌留之際，仍囑咐要在尖端武器研發方面努力：“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下得太遠……”

　　“不讓那一代人悄然離去”

　　時至今日，兩彈城依然保留著當年的時代風貌。大禮堂、將軍樓、鄧稼先舊居、戰備防空洞遺址等保存完好，為那段充滿“硝煙”的紅色歲月平添了幾分歷史厚重感。

　　在鄧稼先簡樸居室的墻上，一份裝裱起來的手稿複印件格外顯眼，其內容是對一份報告的修改建議。

　　1986年3月，身患癌症的鄧稼先明知生命就要走到盡頭，依然強忍化療帶來的痛苦，在病榻上和于敏、胡仁宇、胡思得等幾位科學家多次商議起草報告，提出加快核試驗步伐的戰略建議。

　　不論在生命的哪一階段，始終心繫祖國，這是兩彈功勳共同的精神高地。

　　如今，兩彈城早已完成了歷史使命，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身為兩彈城的一名講解員，田玉嬌對我國傑出的實驗核物理專家胡仁宇的到訪，印象深刻。

　　胡仁宇于1983年被調至兩彈城工作，1985年接替鄧稼先擔任代理院長。在核爆近區測量某高難度技術方案的審定和實施過程中，胡仁宇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共組織6次核試驗，全部親臨現場參與組織指揮，為確保每次試驗圓滿成功作出歷史性成就。

　　“那真是革命激情燃燒的時代。”胡仁宇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自己非常懷念那個時候，因為“那個時候是萬眾一心知道要幹這個事。沒有一個人為名為利，白天黑夜都在幹”。

　　2018年9月5日，胡仁宇被邀請至兩彈城參加活動。那天，當地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異常陰冷。考慮到這位耄耋老人的身體和安全，工作人員打算讓其在露天舉行的儀式上短暫停留後，便到室內休息。

　　讓田玉嬌沒有想到的是，這位老人十分倔強，不聽從任何人的安排，執意穿上雨衣，拄著拐杖，矗立在雨中，深情凝望戰友王淦昌的銅像，紋絲不動。而這一站，就是一個多小時。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們行走在他們曾經走過的小路上，徜徉在他們工作過的空間裏，述説那段歷史，傳承那種精神。”田玉嬌對記者説，“我相信，不讓那一代人悄然離去，是我們大家的共同心聲。”

　　在綿陽，“兩彈精神”凝聚起報國初心與壯志豪情，成為當地人砥礪前行的不朽豐碑。

　　依託兩彈城，綿陽建立起四川省廉潔文化基地。

　　綿陽市紀委監委圍繞“兩彈精神”的文化內核，提煉廉潔主題，挖掘科學家們的家國情懷故事，將廉潔文化有機融入“兩彈精神”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內涵之中，賦予基地新的時代內涵，推動形成廉榮貪恥的社會風尚和文化氛圍。

　　梓潼縣紀委監委定期組織紀檢監察幹部參觀廉潔文化基地，聆聽兩彈城科學家們的廉潔家風故事，進一步增強廉潔意識。在廉潔教育館內，縣紀委監委幹部通過聲光技術和多媒體技術，重溫我國波瀾壯闊的核武器發展史，感悟在那個火紅的年代，我國國防科技取得的輝煌成就。

　　“我們要充分利用廉潔文化基地開展廉潔教育，讓幹部真正從思想上接受洗禮，用實際行動踐行共産黨員的錚錚誓言，做忠誠乾淨擔當的紀檢監察幹部。”梓潼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縣監委主任唐揚表示。

　　草木蔥蘢，紅墻依舊。

　　在時光的淘洗下，那段艱苦卓絕、激情燃燒的光榮歲月，愈發光彩奪目。(本報記者 付筱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