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三星堆

　　5月底，四川廣漢，推開標著“三星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考古現場的木柵欄門，拾級而上進入考古大棚，4個透明工作艙內，穿著白色防護服的考古工作人員或在電腦前處理相關數據，或跪在懸空操作平臺上拍照提取信息……忙碌而有序。

　　工作艙內的三星堆遺址3號坑到8號坑是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發現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在今年3月20日和5月末，這6座“祭祀坑”出土的新文物，包括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金箔、巨青銅面具、青銅頂尊人像、青銅扭頭跪坐人像等重要文物陸續公佈，“三星堆”成為霸屏熱詞。

　　從地理位置看，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鎮，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鴨子河)南岸，是四川盆地目前發現夏商時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中心性遺址。

　　沉睡數千年

　　一醒驚天下

　　談到三星堆遺址，常用“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來描述。將時鐘回撥至上世紀20年代末，廣漢太平場(今南興鎮)的燕道誠淘浚溪流，在溪底發現璧形石環數十枚及石圭、玉琮等，就此意外揭開了三星堆考古大發現的序幕。

　　沿著三星堆遺址考古的時間軸線，1934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那一年，由時任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的美籍學者葛維漢帶隊，在廣漢太平場月亮灣進行了三星堆的首次發掘，出土器物及殘件600余件。雖然此次發掘只有約短短10天，但意義重大。

　　新中國成立後，四川省文物部門重新啟動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上世紀80年代初，三星堆考古發掘者根據歷年所獲資料，將屬於同一遺址群的各地點統一命名為“三星堆遺址”並首次進行了分期研究，使人們對三星堆遺址的認識從無序走向有序。

　　時間來到了1986年，由於磚廠工人取土，于當年7月和8月先後發現1、2號“祭祀坑”，隨後進行搶救性發掘，出土了青銅面具、青銅人像、青銅神樹、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貴文物千余件，其中以青銅器為大宗。相關專家認為“多數文物前所未見，揭示了一種全新的青銅文化面貌，也由此掀起了一個國內外探索三星堆的熱潮”。

　　從1986年三星堆遺址1、2號“祭祀坑”的考古發掘吸引世界關注，到2019年11月重啟祭祀區的發掘，時隔30多年，引發了不少公眾疑問：“為什麼要隔這麼長？”

　　就此，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告訴記者：“主要是因為沒發現相關線索，但在這30多年間，圍繞三星堆遺址的考古工作一直在持續進行。”

　　確實，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萬嬌在其2020年9月出版的《從三星堆遺址看成都平原文明進程》一書中，詳細梳理了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及考古工作，其中，從1987年到2014年共有15個重要時間點，考古工作包括對三星堆王城的初步認定完成、青關山臺地發現“宮殿”基址等。

　　“非常奇妙、非常獨特”

　　是中華文明組成部分

　　5月28日下午，在廣漢舉行的“中華文化全球推廣 三星堆推介會”上，國家文物局副局長胡冰介紹了新發現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的最新文物出土情況。“2020年9月至今，34家科研機構、高校系統開展祭祀區考古發掘工作，初步確定了祭祀區的分佈範圍、堆積狀況和年代。目前，3、4號坑內象牙提取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將對象牙下文物進行提取；5號坑已完成西北區域除圓形金箔片之外的其他文物提取，基本確認到達坑底，下一步將局部開展實驗室考古；6號坑正在進行坑壁以及‘木箱’的整體提取工作；7、8號坑正在發掘坑內填土及灰燼堆積。現已提取出土象牙、青銅器、金器、玉石器等文物上千件。”胡冰説。

　　出土文物一次次更新，猶如打開了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盲盒”，引發了一輪又一輪的關注。

　　5月30日下午1點多，三星堆遺址4號坑現場負責人許丹陽和幾位工作人員“特別激動”，都在盯著“青銅扭頭跪坐人像”的提取。回想起當時的場景，這位“95後”小夥子告訴記者：“這是我參與4號坑發掘以來，印象最深的一次。提取文物後，我們觀察到扭頭跪坐人像造型非常特別，呈跪坐姿態，雙手為‘合十’狀，頭扭向身體右側，頭上還連接了一個長條形銅器，這也是三星堆遺址首次發現此造型的青銅器，可以説是此次考古發掘中發現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

　　而此前發佈的青銅頂尊人像造型同樣奇特：跪姿、雙手叉指合攏，頭像大眼咧嘴，表情誇張、神態虔誠。相關專家評價認為，青銅頂尊人像將三星堆獨特人像造型與尊造型相結合，彰顯了三星堆與中原商王朝的緊密聯絡，描繪出三星堆虔誠而神聖的祭祀場景，展現了三星堆獨特的信仰世界。

　　“三星堆非常奇妙、非常獨特，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化全球推廣 三星堆推介會”上，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這樣描述三星堆。

　　“獨特”也是踏進三星堆博物館看到館內文物的觀眾的第一反應。“看到青銅大立人像，我已經感到很神奇了，但看到後來的青銅縱目面具、青銅戴冠縱目面具等展品時，真的是一次比一次震撼。”5月28日上午，特意選了工作日到博物館參觀的王梅(化名)説自己“被震住了”，她沒想到觀眾會這麼多。

　　在孫華看來，三星堆的獨特體現在三星堆遺址既是包含了3個延續的考古學文化的典型遺址，也是有別於中原文化的古蜀文化中心都城，並且在城市規劃建設、宇宙觀念和宗教崇拜上有自己創造的獨特城址。

　　“比如，三星堆古城的城市規劃蘊含著法象天漢的思想，對以後古蜀王國歷代都城的規劃影響很大，在緊接三星堆古城之後出現的成都金沙遺址、古蜀國最晚的開明王朝的都城成都遺址均可找到印跡。而且，古蜀國的都城規劃思想，在秦滅巴蜀後並沒有消失，而是被整合入秦漢文化體系中。在秦統一後營建的大咸陽、西漢長安城乃至於隋唐洛陽城等，都還可以見到此類規劃思想的孑遺。”孫華説。

　　實證中華文明

　　多元一體發展

　　隨著新發現的6座“祭祀坑”考古成果的陸續公佈，“這些成果如何解釋”備受學界關注。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表示，新發現豐富了三星堆遺址的價值內涵，同時有助於加深我們對於成都平原與其周邊地區文化關係的認知。他強調説，三星堆遺址考古成果充分體現了古蜀文明、長江文化對中華文明的重要貢獻，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模式的重要實物例證。

　　“如果用一句話形容三星堆文化的特質，那就是以地域特徵為主導的多元文化面貌。”在“中華文化全球推廣 三星堆推介會”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三星堆工作站站長雷雨在回答媒體提問時説，“三星堆遺址的文化遺存首先以地域特徵為主並深深烙上了其他地區的文化印記，這體現了三星堆文化的開放性、吸附性及其吸納能力。”

　　他進一步舉例説，首先，中原地區的夏商文化對其産生極大影響。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鑲嵌有綠松石的銅牌飾、銅鈴、玉器當中的玉戈、玉璋，老百姓使用的陶盉、觚形器，都是受二里頭文化的影響。商代時期，三星堆的青銅容器，如青銅尊、青銅罍，以及青銅鑄造技術，尤其是範鑄技術也都源於商文化。至於那些怪異的、以前在其他地區不曾見過的青銅器，也有大量來自商文化常見的紋飾，如雲雷紋、獸面紋、回紋等。

　　其次，位於長江流域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也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來源之一。雖然分屬不同年代，但兩地的玉錐形器的相似度很高。

　　“目前的一個推測是良渚文化覆滅後，一部分良渚先民到了中原，這樣，文化因素又從中原輾轉到了川西地區。”雷雨説，“還有值得關注的是三星堆遺址城墻的夯築技術，稻作和早期灰白陶傳統，都源於石家河文化。”

　　在王巍看來，三星堆既有青銅面具、青銅神樹等獨特的文化面貌，同時又與夏商王朝關係密切，學習借鑒了夏商王朝的禮制，比如玉器、牙璋、玉戈等為代表的儀仗制度，商王朝時期的青銅容器代表的禮器制度等。“由此可見，三星堆對外來文化既吸收借鑒，又創新發展。尤其冶金技術傳到三星堆，發展成為青銅人像、青銅神樹這樣的鑄造技術，是了不得的發明和創造。古蜀文明以開放的心態積極吸收，又創新發展，所以才如此發達並呈現出濃厚的色彩。”王巍説。

　　許丹陽告訴記者，可以用更寬廣的視野去看三星堆遺址考古的新發現。“比如玉璋、玉戈等在其他地區及其他文明中，也有發現；再比如青銅尊、青銅罍，也是受到了其他區域的影響。雖然説青銅面具、青銅神樹等器物的造型是獨特的，鑄後切割開孔技術也是獨特的，但從青銅器的鑄造方法與技術的維度來看，應該是受到了中原地區的影響。”許丹陽説。

　　孫華認為，三星堆文明是在中原文明、黃河流域文明和長江流域文明共同作用下産生的。雖然三星堆是後發展起來的，但是它長期延續、特徵最為鮮明，既有學習和模倣，也有創造和發展。“可以説是多種文化的聚匯，之後又匯入秦漢文化，影響著中華文明。”

　　有哪些謎底

　　尚未揭開

　　2021年5月18日下午，孫華應邀在南京師範大學做了題為“探索古蜀文明的密碼——《從三星堆埋藏坑看古蜀文明》”的報告。

　　關於“埋藏坑”的説法，孫華表示，在埋藏坑的性質問題上，學界的基本認識已經集中在“祭祀坑”和“埋藏坑”兩個方面。“祭祀坑説”認為，這兩個坑是三星堆人特殊祭祀活動的遺存，這是學界最普遍的主流認識；“埋藏坑説”則認為，這是三星堆發生重大變故後毀壞神廟陳設的埋藏。“根據此次考古新發現，也許會在該問題上有新的推進。”孫華説。

　　三星堆祭祀區的新發現有助於解決一些長期懸而未解的學術問題，這是學界的共識，比如有望厘清最基本的年代問題和性質問題。“過去我們只發現了兩個坑，這次新發現從兩個坑增加到8個坑，並且對周圍進行了詳細的勘探，有助於復原當時‘神廟’或‘祭祀區’內部的空間，對完整認識當時的禮儀空間、宗教思想，乃至於反映的宇宙觀念，都提供了重要資料。”孫華説。

　　從著名的出土文物青銅大立人像手裏握的是什麼到是否會有文字發現，從如何理解幾座“祭祀坑“的關係到三星堆究竟起源於哪，從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如何吸收融合為己所用到是否會有新證據出現支持遠距離貿易……三星堆還有許多謎題待解。

　　正如許丹陽所説：“新發現的6座‘祭祀坑’中出土了很多之前未見過的器物，解決了一些問題，但同時也産生了更多的新問題，比如新出土的器物是怎麼製作的，産地在哪，祖型是什麼，誰在使用……我們抱著這樣的好奇心去探索，但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來做基礎性的整理與研究工作。”

　　令人振奮的是，本次三星堆考古發掘工作秉持“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的理念，展現了中國考古理念和考古技術的新進步。在考古現場，記者發現，距工作艙不遠處，就設有應急檢測分析室、微痕物應急保護室等，實現了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無縫對接。

　　“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現場發掘估計能在10月前結束，但之後的整理，需要的時間可能不只七八年。”孫華説。

　　鏈 接

　　三星堆文化

　　涉及更大範圍

　　20世紀80年代至今，國家文物局指導四川省開展大規模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陸續發現三星堆古城、月亮灣小城、倉包包小城、青關山大型建築基址、仁勝村墓地等重要遺跡，不斷明確三星堆遺址分佈範圍、結構佈局。

　　考古工作者陸續在成都平原、重慶涪陵長江沿岸、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發現三星堆文化或略晚于三星堆文化的相關遺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佈範圍，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與中原地區夏商文化的密切關係。　　

　　鏈 接

　　三星堆龍造型

　　龍的造型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在中國境內有大量的發現，是中華文明具有標誌性的造型之一，並在後世被解讀為中華民族的象徵。三星堆把龍的造型裝飾到跪坐人頭上所頂的青銅大口尊的肩部，並且它比一般的銅尊肩部裝飾要大得多，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文化現象。這是三星堆文明在吸收、借鑒其他區域文明因素的同時，發揮創造力的突出表現。

　　延伸閱讀

　　多科技手段集成應用

　　此次考古發掘，協調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國內多家科研機構和高校參與，形成考古、保護與研究聯合團隊。考古工作者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建設考古現場保護棚、使用多功能考古發掘操作平臺、建設考古現場文物應急保護實驗室等，在多學科、多機構的專業團隊支撐下，構成了傳統考古、實驗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護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實現了考古發掘、系統科學研究與現場及時有效的保護相結合，確保了考古工作高質量與高水平。

　　既有文明關聯印證

　　又有奇異獨特彰顯

　　新發現的三星堆文化“祭祀坑”達6座，其出土文物提供了更具完整性的資料，豐富了古蜀文明的內涵，進一步明確了古蜀文明作為中華文明重要一極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