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教授劉國深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5月號發表專文《未來四年兩岸關係“極限爆炸”可能分析》。作者認為：台灣問題極其敏感而且複雜，一般的民眾甚至專家學者能夠掌握的信息都極其有限。我們既不能排除未來四年可能出現的“極限爆炸”危險，也要從全面和戰略的高度去把握好兩岸關係的節奏和方向。從理性的角度出發，無論是台灣當局、美國政府還是中國政府，面對日益危險的台海局勢，都存在“避險”的動機和條件。
全文如下：
2016年5月20日以來，由於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雙方在缺乏共同政治基礎的情況下，暫停共同事務合作治理互動模式，退回各説各話、各自為政的單邊行動模式。2020年1月，民進黨再次贏得在臺執政以來，由於民進黨部分政客在言論和行動上接連對大陸進行挑釁，並且揚言要再次“修憲”，大陸輿論對台灣當局尋求“法理台獨”的疑慮驟然升高。當前特朗普當局正在對華進行極限施壓，對臺政策成為美方對華施壓的重要籌碼；更加令大陸方面不能容忍的是，民進黨當局“自帶乾糧”主動迎合美方大打“台灣牌”。中國大陸在綜合實力快速增長的背景下，民眾自信心大漲，網上盛傳大陸“已經具備在物理方面解決台灣問題的條件和能力”，民間要求儘快以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呼聲此起彼伏……未來四年的兩岸關係將何去何從？
作為普及性的科學知識，我們瞭解可燃物質與空氣混合形成的預混氣達到一定的濃度範圍後，一遇火源就會發生爆炸。盱衡今後四年台灣局勢發展、美國對華政策演變以及中國大陸自身因素的變化，兩岸關係確實有如可燃物質和空氣的混合比已經接近爆炸極限濃度，只要火源的距離足夠接近，兩岸關係就有可能發生“極限爆炸”。
一、台灣政客“台獨邊緣”騙術食髓知味
2020年1月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一如許多專家學者先前預判，民進黨再次取得未來四年在台灣執政機會。台灣的政黨輪替本是台灣地區內部事務，對整個國家的發展走向影響不大。但是，從近年來民進黨“激進台獨”勢力的政治意向以及民進黨當局核心圈內一些政客的言行來看，民進黨當局很有可能在未來四年內嘗試以“碎片化立法”、“修憲”、變相“制憲”等手法無限趨近“法理台獨”的可能。
1979年以來，兩岸關係從對抗逐漸走向對話、交流、合作乃至共同事務合作治理的道路，雖然期間也有波折，但總體上看，兩岸雙方基本上默許在維持兩岸政治關係現狀基本不變的前提下，透過交流交往累積共同的利益、情感和政治共識，為和平解決兩岸分歧創造條件的互動模式。但是，民進黨支持者當中的一部分“極端台獨”人士，由於他們的知識結構和價值體系異於常理，在他們的觀念中，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將徹底扼殺“台灣獨立”的可能性，因此，近年來利用民進黨在臺執政大玩各種花招的“台獨邊緣政策”遊戲。
台灣當局“行政院長”蘇貞昌、“立法院長”遊錫堃，以及即將上任的“副總統”賴清德等民進黨政客，他們的“台獨”色彩和調性本來就比蔡英文激進很多，隨著他們的得勢，未來四年蔡英文必然更加向“台獨”靠攏，逐漸“跛腳”，民進黨激進“台獨”勢力將逐漸掌控台灣政局。4月2日，蘇貞昌在回應國民黨“立委”陳玉珍“台灣是地名不是國家”的質詢中再次刻意高調突顯“台獨”立場。蘇貞昌等人一直以來都是利用“台獨”口號騙取政治資源，此次蘇貞昌再次高喊“台獨”，既可固守激進“台獨”勢力的支持，又可挾“台獨”勢力與蔡英文相抗衡。蔡英文雖然對兩岸關係的瞭解要比蘇貞昌等人全面許多，但為了對抗大陸，蔡英文也樂於利用蘇貞昌等人在兩岸議題上的衝撞，形成“黑白臉”機制。因此，不可能期待蔡英文在兩岸政策上當“剎車皮”，因為她在對抗大陸的政治立場上與“激進台獨”沒有本質上的分歧。人們更擔心的是這些政客利用“台獨”撈取政治資本的過程中，在台灣進行的“去中國化”和“文化台獨”等政治社會化效應，長此以往，台灣人的政治文化將被徹底改變，兩岸必然發生慘烈的“民意對撞”。
以教科書政策為例，據台灣學者的分析，“南一版《台灣史》P136白紙黑字指明：‘我國現今領土主要由台灣、澎湖群島、金門群島、馬祖列島、太平島、東沙島等島嶼所組成……’。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明文：‘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教育部這一課綱是公然進行‘法理台獨’，‘固有’與‘現今’兩字之異，台灣在法理上已從中國分裂出去。這不是“教育部”潘文忠部長一人所擔待得起的罪行，只要中國不亡，蔡英文與民進黨立法諸公都得擔負分裂國家的罪名。” 雖然課綱調整未必立即影響到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法理規定，但長期來看必然會導致台灣現有的相關法理規定走向瓦解。就像民進黨當局不接受“九二共識”，雖然沒有立即造成“法理台獨”的問題，但台灣人長久以來的兩岸同屬一個國家認知必將逐漸被掏空。民進黨當局這種極限挑戰一個中國原則、走政治鋼索的政治詐騙手法，普通台灣民眾很難看穿。但是，這種無限趨近“法理台獨”的政治冒險終有失手的時候，大陸方面必須做好應對兩岸法理一國的底線被擊穿的準備，時機成熟時採取防患于未然的行動也是中國政府職責所在。
最近我們注意到台灣多位學者、政治人物和資深媒體人都哀嘆説：兩岸已經回不去了。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嚴震生説：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過後，兩岸關係也沒有和緩跡象，“兩岸之間已經完全沒有回頭路”。仇中情緒已經深入到台灣下一代以及社會中，因為選舉培養出“仇中情緒”，底下的年輕網軍、線民，已經被灌輸這樣的意識，現在就算是蔡政府“想改都不敢改”。 郁慕明説，“回不去的原因是在於，大陸領導人總希望兩岸的歷史問題，解決方式應該用和平，但這段時間以來，已經不是領導人之間的問題，不説蔡英文前陣子公然挑釁對方的問題，就是在這次疫情中，台灣包括口罩，寧可給美國也不願給大陸同胞，這會讓大陸同胞看在眼裏氣在心裏，罵在嘴裏，只是還差一步，沒有打在手裏，如果走到這一步，那就是大打出手，就是要消滅對方”。 本來大陸發生疫情，是台灣當局與大陸緩和關係的機會，結果他們逆向操作，在大陸人傷口上灑鹽。新冠病毒肺炎是世界衛生組織官方已經確定的名稱，連美方政客都不再使用。台灣政客與媒體卻刻意一再使用“武漢肺炎”或“中國病毒”，此種行徑無異於赤祼祼的挑釁，大陸輿論“武統”聲浪高漲情有可原。估計這些政客也認為反正與大陸的關係回不去了，刺激和挑釁一下無所謂。本文同意“兩岸關係回不去”的判斷，其實即使沒有“以疫謀獨”的挑釁，民進黨政客至今用“中國”稱謂大陸，兩岸怎麼可能回得去，連我們這些專業從事台灣研究的學者都難以接受。雖然民進黨內也有許信良、洪奇昌、陳忠信、張百達等人公開反對使用“武漢肺炎”的説法，但他們並不是民進黨核心圈裏的人，連蔡英文自己都公開使用“武漢肺炎”字樣，顯見民進黨當局的大陸政策早已不存在“剎車片”了。
最近蔡英文又一再重提所謂“中華民國台灣”老調，企圖利用“中華民國”的空殼，偷渡“台灣國”政治私貨。對於中國大陸來説當然不可能接受這一政治話術，但這一騙術在台灣內部還是有一定的政治市場，她把“台灣”和“中華民國”聯結在一起，既可安撫“中華民國派”，又可向部分“獨派”交差，因此這一政治花招主要是滿足台灣內部消費。從本質上説“中華民國台灣”的提法仍然是分裂國家領土主權的政治花招。台灣知名學者姜新立説：“台灣今天仍在中華民國轄下，根據蔡英文就職宣誓效忠的中華民國憲法，以實際行動謀求‘台灣獨立’，豈止是‘妨害國家尊嚴’，‘危害國家’，根本是變更國體，依其誓詞，得接受最嚴厲的制裁。然而國安五法修例後，‘台獨’已藉中華民國之殼正式上市，而釋憲的大法官多係蔡英文任命的同路人，加上特朗普政府一路開綠燈，她自然是有恃無恐。” 2019年12月31日，民進黨最終挾席次上的絕對多數，強行通過《反滲透法》，運用法律手段打擊政治對手，甚至用來恐嚇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台灣人士，造成新的“寒蟬效應”，影響極其惡劣，嚴重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使和平統一變得更加困難。
民進黨當局的上述行徑，既是利用政治騙術謀求政治私利，也是對兩岸同屬一個國家進行極限破壞，用“切香腸”的方式無限逼近“法理台獨”邊緣。中國大陸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規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未來四年民進黨政客如果繼續在“台獨邊緣政策”上食髓知味，觸碰《反分裂國家法》底線的情形將不可避免。
二、台灣再淪為美對華極限施壓廉價籌碼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他不按牌理出牌的個性，使得既有的國際規則和秩序受到嚴重挑戰。在對華政策方面，特朗普挑戰的著力點主要是要改變中美兩國現有的經貿利益結構，試圖通過片面修改中美經貿往來的規則，獲取超額經濟利益，以此改變他片面認定的所謂“美中經貿不平衡”。但是，在中國政府沉著應對、據理力爭之下，特朗普當局的挑戰實質上難以佔到多大的“便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籌碼對中國極限施壓，成為他的謀士們的重要任務。特朗普身邊存在不少對華強硬派人士，如博爾頓、納瓦羅、蓬佩奧……他們除了利用香港議題、新疆維吾爾族議題、西藏議題等向中國施壓外，利用台灣問題這一傳統籌碼訛詐中國，成為特朗普當局對華極限施壓最直接又廉價的籌碼。早在2016年12月2日，尚未上任就職的特朗普就打破慣例公開與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通電話”，對中美關係造成極大的挑戰。雖然特朗普就職後也公開表示他拒絕了與台灣地區領導人再次通話的建議，但他在台灣問題上所把控的尺度相當大，經常利用台灣問題為難中國政府。三年多來，特朗普不僅三次簽署涉及台灣問題美國國防授權法案，而且在2018年3月16日簽署“台灣旅行法”、2019年5月17日美國眾院通過“台灣保證法”、2019年6月1日美國國防部的《印太戰略報告》將台灣列入“國家”名單、2019年8月18日批准向台灣出售F16V戰鬥機、2020年3月26日簽署所謂“台北法案”……不僅如此，特朗普當局還連續派遣軍艦通過台灣海峽、派遣有軍方背景的所謂科考船進入台灣港口，為民進黨當局撐腰，公然介入中國內政。
美國國內長期存在著反共反華政治勢力，除了美國國內的政客，還有一些從中國大陸或港臺地區流竄到美國的反共人士長期以“反共”為生，台灣當局也在利用這些美國的反共政治勢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這股勢力的鬥爭是長期性的，最早可能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初期。美國政府階段性地利用這些反華反共政治勢力勾聯中國大陸內部分裂勢力和台灣當局向中國施壓，從手法上看並不高明，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累積了大量與這些勢力鬥爭的經驗。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綜合國力早已不是1950年代，也不是1970年代的實力。在那些困難的年代都沒能讓中國政府屈服於美國。“反華牌”、“反共牌”更多的是在輿論上抹黑中國政府，但美國政客打“台灣牌”則更容易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觸動中國人民的敏感神經。面對美方這種極限施壓惡習，中國政府絕對不會妥協，必然採取針鋒相對的措施。如果美方片面推翻中美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挑戰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核心利益，中國政府一定採取相應的反制措施。
美國國內重新評估其對台灣政策的呼聲早就存在，大背景則是為了應對中國的崛起。“提出要對美國對台灣政策進行重新審議的學者和前政府官員，他們的建議雖各種各樣，但出發點是一致的，即都認為由於中國的崛起，美中兩國的實力差距在縮小，都意識到台灣問題的嚴重性，都認為美國現行的對臺政策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儘管美國涉華研究專家學者對於台灣的角色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但我們所接觸到的美國涉華研究專家學者多數是將台灣視為“平衡”中國影響力的籌碼，中國大陸在台灣問題上不可能依賴美國“善意”，同樣的，台灣當局也不要一廂情願地認為美國會為了台灣當局的利益犧牲美國自身利益。美國利用“台灣牌”對中國政府施壓不能沒有底線，過度施壓只會讓美國失去其在中國的利益。如果美國與中國展開零和競爭，台灣必將首當其衝。
事實上，美國從來都是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核心，出賣台灣當局利益的行為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無論是2018年的“台灣旅行法”還是最近的“台北法案”，美國政客在收到好處、榨取台灣當局的利益之後，又有多大的意願協助台灣當局？對此，台灣學者是有清醒認識的。台灣東海大學潘兆民教授説：“蔡政府認為只要擁抱美、日，就可得到其支持，然而，過去馬政府無需擔心WHA的參與問題，甚至出席國際民航組織（ICAQ）都是‘備受禮遇’，以特邀身份與會。而今蔡政府已三度被拒WHA門外，據世界衛生組織發言人林德梅耶指稱：‘無兩岸諒解’，難以發邀請函。”
目前看來特朗普取得連任的機率頗大，未來四年中美之間在台灣問題上很有可能還會有許多衝突。中國政府必須做好出現最壞局面的準備，如果美方在外交承認和“法理台獨”上進行豪賭，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將被打斷，對於中國政府來説就只剩下採取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一途。
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面臨極限挑戰
中國大陸方面在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是高度穩定的，歷屆領導集體的對臺政策有著鮮明的一致性和延續性。一方面，中國大陸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另一方面也從未放棄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選擇。這一對臺政策在毛澤東、周恩來時代就已經形成了。1955年5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上宣佈：“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報告申明：“我們願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台灣重新回歸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後。”
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中，提出了“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對台方針政策。1995年1月，江澤民提出的“八項主張”在懇切主張和平統一的同時，也強調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針對性”問題，他説，“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絕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的‘台獨’圖謀的。”2005年3月胡錦濤在全國人大審議《反分裂國家法（草案）》前夕，提出了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意見”，既表達了“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的信念，也強調“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的堅定意志。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指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因為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對兩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兩岸同胞要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
最近5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入跌宕起伏的階段。2015年11月的“習馬會”是兩岸領導人首次面對面會談，標誌著兩岸共同事務合作治理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但在隨後不久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擊敗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民進黨再次在臺執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遇到嚴重挑戰。由於民進黨當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識”，又未能提出可以讓大陸方面接受的替代性共識，“習馬會”達成的共識無法落實，兩岸事務部門之間往來中斷，兩岸兩會交流合作也無法繼續，兩岸共同事務合作治理的機制停擺。
儘管如此，大陸方面並沒有放棄和平統一的努力，仍然對和平統一展現出極大的自信和定力。習近平在2019年1月2日的重要講話中提出：“兩岸同胞血脈相連。親望親好，中國人要幫中國人。我們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將繼續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台灣同胞台灣企業提供同等待遇，讓大家有更多獲得感。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平，民眾將安居樂業。有強大祖國做依靠，台灣同胞的民生福祉會更好，發展空間會更大，在國際上腰桿會更硬、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 習近平的兩岸融合發展主張並非僅僅一句口號，而是提出了具體明確的“路線圖”：他説“我們要積極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為發展增動力，為合作添活力，壯大中華民族經濟。兩岸要應通盡通，提升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可以率先實現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要推動兩岸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合作，社會保障和公共資源分享，支持兩岸鄰近或條件相當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事實證明，大陸方面的耐心和堅持使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艱難之中仍然得以繼續前行，兩岸人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極大的維護。三年多來，兩岸人員往來依然熱絡，兩岸經貿關係不僅沒有中斷，貿易額還是有增無減，台灣方面繼續從大陸獲取大量貿易順差。
相對於大陸領導人的自信和定力，大陸民眾面對民進黨當局層出不窮的“台獨邊緣政策”明顯缺乏自信和定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在遭遇極限挑戰。“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以來，大陸民間出現了‘武力統一’的聲音，也有人對兩岸關係能否繼續和平發展産生疑慮心理，還有人基於香港地區在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與堅持‘一國兩制’的關係問題，産生了一些模糊的認識。”？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問題，的確讓大陸各界重新反思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行問題。作為專業從事台灣研究的學者，近年來我們強烈感受到來自大陸民間社會的輿論壓力已經越來越大，要求採取“非和平解決”的斷然措施解決台灣問題的呼聲此起彼伏，顯見大陸民眾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信心更加不足了。
四、中國政府面對極限挑戰的對策再認識
對於未來四年兩岸關係發生“極限爆炸”的憂慮，不僅來自中國大陸民間社會，台灣方面示警的聲音也是接連不斷，這樣的示警甚至來自民進黨當局體制內的智庫。“目前兩岸民粹對抗非常高漲，而且越來越高漲。”？“所謂‘兩岸關係回不去’、‘等大陸疫情或兩會過後將處理台灣’或各界熟悉的武統論傳聞，紛紛漫淹于對岸網絡。”？民進黨當局採取的“去中國化”教育、“漸進台獨”等“台獨邊緣政策”，美國當局利用台灣問題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中國大陸內部激昂的民眾情緒，都有可能在未來四年引發一場嚴重的危機。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的最終完全統一，本來就是中國人民的神聖使命，一旦時機成熟或是出現了《反分裂國家法》規定的採取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情況，相信中央政府一定會採取果斷措施。
台灣問題極其敏感而且複雜，一般的民眾甚至專家學者能夠掌握的信息都極其有限。我們既不能排除未來四年可能出現的“極限爆炸”危險，也要從全面和戰略的高度去把握好兩岸關係的節奏和方向。從理性的角度出發，無論是台灣當局、美國政府還是中國政府，面對日益危險的台海局勢，都存在“避險”的動機和條件。我認為大陸方面在台灣問題上之所以在各種壓力下仍能夠表現出極大的克制和耐心，既與大陸方面在台灣問題上的控制能力提升有關，也與我們對兩岸政治關係的認知深化有關。一如劉相平的分析：“大陸將不再將台灣海峽看成‘楚河漢界’，也不再採用‘將軍’的方法來處理兩岸關係，而是將兩岸放在一張圍棋棋盤上，以自己為主，謀勢取勢，為國家統一創造條件。”？中國大陸目前的包容與克制，既與民進黨當局尚未正式改變台灣內部有關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法理規定有關，也與中國大陸自身綜合實力增長、兩岸之間的利益聯結已更加緊密有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對台灣問題的把握和認識更加全面深刻了。在此基礎上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變得更加自信、更有定力，處理台灣問題更加從容，更加精準了。
習近平在2019年1月2日的重要講話中明確強調：“儘管海峽兩岸尚未完全統一，但中國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由此我們認識到，兩岸同屬一個國家是當前的存量，兩岸完全統一的“增量”應該是領土、主權之外的改變。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説，我們面對的台灣問題與回歸前的港澳問題存在本質差異，兩岸統一不是領土和主權的再造問題，而是實現結束政權敵對對立和民心的統一問題。進一步分析，台灣所處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兩岸關係主導權已牢牢掌握在中國大陸手中。習近平説：“兩岸關係發展歷程證明：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和法理事實，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的！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血濃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認同，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的！台海形勢走向和平穩定、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時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國家強大、民族復興、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更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
另外，台灣內部政治生態也決定了無論任何人、任何政黨在臺執政，都無法片面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和政治現實。只要沒有失去理性，台灣當局就必須在“兩岸一國”的法理規定面前停下“台獨邊緣政策”的腳步。在習近平2019年1月2日的講話中我們進一步瞭解到，在台灣，除了台灣當局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政黨、團體和社會各界人士。儘管我們斷絕了與台灣當局的往來，但並不意味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再有合作夥伴。習近平説：“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台灣任何政黨、團體同我們的交往都不存在障礙。以對話取代對抗、以合作取代爭鬥、以雙贏取代零和，兩岸關係才能行穩致遠。我們願意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問題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廣泛交換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推進政治談判。”？因此，習近平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民進黨當局之所以倉促推動修法限制兩岸人民交流交往，正是感受到兩岸人民交流交往的壓力。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民進黨當局限制兩岸人民往來的政策不可能長期執行下去，“台獨邊緣政策”的政治騙術也終有被戳穿的時候。美國當局利用“台灣牌”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也必將付出代價，一旦美方越過底線，中國政府必將採取對應的措施。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當局不敢直接改變兩岸同屬一個國家法理規定、美方一再強調一個中國政策不變的原因。本文的分析依據是建立在各方面都會理性決策的前提下，即使有人失去理性，突破底線，中國政府反制的政策工具箱也有相當多的可選政策工具。一旦兩岸關係出現重大變化，即使採取軍事手段，可選方案也非常多。除了武力解決方案，中國政府還可以運用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外交等手段對台灣地區實施治理。目前在涉臺外事領域和兩岸交流交往領域的管制措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無論是美方還是台灣當局對我採取極限施壓措施，都將激發中國政府藉力使力對台灣地區進行更加全面、直接的治理，具體採取什麼措施端視台灣問題演變的具體情況而定。
“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産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本文堅信，中國政府已經做好未來四年兩岸關係發生“極限爆炸”的應急準備，如果台灣當局或美國當局失去理性，逾越法理和政治底線，其結果只能是加快兩岸完全統一的進程。
（本文係“文化名家”項目：《海峽兩岸系統橋接研究》成果；作者：劉國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教授；來源：崑崙策網，轉編自“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原載《中國評論》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