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在位置:綜合新聞

加最重的班熬最深的夜涂最貴的護膚品 值得嗎?

  12月29日晚6點,2018年的最後一個工作日接近尾聲時,26歲的程序員周慶是從公司悄悄溜走的。

  他要去跟朋友吃飯,第二天還要回老家見剛談沒多久的女朋友,但同事們都在整整齊齊地工作,他不好意思大搖大擺地走,包也沒拿趁著上廁所就走了。

  周慶在國內某知名網絡公司做前端,上班不打卡,只要把活兒幹完就行了。而實際上,活兒是幹不完的,公司正在擴充國外市場的業務。對於他們來説,晚上10點下班算是早的,通常的上班時間是從上午10點到淩晨一兩點。

  他從沒有試過最後一個離開公司,因為每天都有人熬通宵。有次半夜系統挂了,領導開著車去把負責的同事接到了公司加班。

  前段時間,周慶公司來了一位新人,第一天上班,領導10點就讓她回去了。但其他人仍在加班,淩晨5點還在發東西、上傳代碼。新同事看到後,第二天就發短信説不來了。

  “一是因為工作做不完,天天有人專門催你。”周慶説,他們有三個産品經理,都是女生,比男生還拼。她們可以兩天一夜不睡覺,然後休息一天,第二天接著來加班通宵。

  本來二十三四歲的小姑娘,眼底都是小細紋,還有眼袋,遮瑕膏根本遮不住。

  公司規定晚上十點後打車可以報銷,上個月,周慶報了一千多元的車費。一年下來,他的滴滴打車賬號已經升到了鑽石會員。

  在北京,周慶這樣的白領一抓一大把,“996”早已不新鮮詞彙,深夜仍燈火通明的寫字樓不在少數,老道的出租車司機們會熟練地駛向那些人流量匯集的地方,西二旗、國貿、望京、中關村……如果要問北京的“過勞地圖”,恐怕他們最清楚。

  工作時間的過度延長,必然伴隨著身體的過度疲勞。過勞成癮,早已成為很多人的生活常態。

  中山大學的《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7年報告》顯示,中國勞動力工作時間略長,每週平均工作時間44.73小時,工作時間為50小時及以上的比例超過四成。而《勞動法》規定的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

  從2007年,中國適度勞動協會會長楊河清的課題組就開始對白領員工做調查。在對北京中關村和CBD企業知識員工的調研中,他們按照日本過勞死預防協會的標準,對調查對象進行預警分析。結果發現,有26.7%的人處於“紅燈”危險區,即已經進入隨時可能“過勞死”的狀態。

  “過勞死”並不是一個臨床醫學的病症,而是一個“社會病”。但過勞帶來的身體負擔卻不容忽視,記者就此做了一個小範圍調查,結果顯示,在49人中(47人為40歲以下),48.98%的人表示,有時會有“和以前相比,容易疲勞,患病次數增多”的現象,36.73%人表示,有時會有頭疼、胸悶、耳鳴、目眩、心悸等情況,但醫學檢查無異常。

  韓琳在一家知名保險公司做內勤。和其他公司一線銷售比較忙的情形不同,他們公司由於代理人能力弱,需要內勤做各種準備工作,做方案、辦活動、維繫客戶……

  雖然不像事業部有那麼強的業務壓力,但是作為業務支持部門,一旦業務不好就會收到領導的問責。韓琳説,在業務不好的時候,他們就會變得非常忙。

  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半左右下班,平均每天加班三小時,平時還有出差。韓琳忙得好久都沒在家吃過飯。前段時間,她身體突然不舒服,醫生説有早搏的跡象。

  從歐美、日韓到中國,過勞現象早已遍及全球。到了2018年,生活變得越來越便利,但很多因素也正在促使人們過勞。

  譬如無處不在的網絡,當通信工具越來越發達時,工作正在侵入人們生活的每個角落,家裏家外都成了職場。

  2018年7月,寧波有家飲品店,公司負責人在晚上十點多發通知,要求10分鐘內上報當月營業額。一位女士因睡著未及時回復,10分鐘後,負責人在微信群通知,她已被辭退。

  各種各樣的工作微信群,正在産生越來越多的“隱形加班”。企鵝智酷的一項報告顯示,微信已經成為人們在工作中的主要溝通工具,八成以上用戶在微信上有工作相關行為,一線城市用戶是微信辦公的主力。

  “一台手機把你跟職場捆綁在一起,你所有的時間都是職場時間,你打卡離開了職場,其實你依然在職場。”曾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的學者劉檸認為,人們對技術往往有一種幻想,但實際上,每一次技術革命帶來的結果是勞動者工作空間的蔓延,從職場蔓延到公車、蔓延到家裏。

  過度的消費也正在導致過度勞累。90後在消費上更為大膽,為了一款心儀的包包和鞋子,很多人願意多加班賺錢;為了一次出國旅行,很多人也願意掏空錢包,回來過“吃土”的生活;而父母們為了孩子在教育資源上不輸給他人,也願意拼命工作。

  加班與消費開始進入一種循環:一邊是豐富的物質享受,一邊是沉重的工作壓力。

  “我們為了收入而工作,若説我們因此而變得非常富有,為什麼我們的個人生活卻如此貧乏呢?”日本經濟學家森岡孝二的《過勞時代》一書中寫到。

  你為什麼會加班?在記者的小調查中,近一半的人表示,是因為工作需要、活兒幹不完、公司要求等。

  在生活中,也有人是主動過勞。森岡孝二一生都在為解決過勞問題而奔波,然而2018年8月,他本人也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惡化去世。直到去世前不久,他還在為解決過勞問題而演講和寫作。

  孫夢工作繁忙,每天晚上8點左右下班,但她還報了一個線上的專業課程,下班後還要熬夜寫作業。最近,她連續幾週熬夜,早上起床都困難。

  有的人則是被別人的目光綁著加班。晚上早走時,周慶就很有壓力,因為他需要從其他人身邊走過,而他們還在工作。

  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李松蔚説,曾有一個客戶的奮鬥目標是成為領導,可以有自己的獨立辦公室,不必受他人的影響。後來他如願以償成了部門經理,卻發現當了領導比普通員工更累。他雖然可以在正常時間點下班,但看著下屬還在加班,他覺得自己不是個好領導,只能默默出來抽一口煙繼續加班。

  “最常見的不是因為勞動本身造成的損害,而是勞動所附帶的壓力。”李松蔚説,對於過勞問題,每個人能做的是找到自己的解決方式,他給的一個小建議是拒絕。

  雖然有一小時20元的加班費,但周慶還是決定春節後換一個工作。韓琳沒有告訴父母自己的身體狀況,只是跟領導説,她需要調整一下狀態。孫夢怕自己還沒提升就提前“挂”了,於是把線上課程放到了週末來學。

  森岡孝二也從勞動者、工會、企業三個層面給出對策,比較實用的建議是休夠年假、及時就醫、一定時間內拒收信息、酌情跳槽等。

  加最重的班,熬最深的夜,涂最貴的護膚品,其實,這並不是種時髦,而是過勞。到底值不值得?也許每個人都該問問自己。(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袁秀月)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