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在位置:綜合新聞

出土文物管理:讓文物“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本報記者 李佳霖

  考古發掘出土文物是溝通古今的重要一手資料,是研究和還原歷史的直接物證。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重大考古發現層出不窮,無數珍貴的文物不斷出土。對於這些發掘出土的文物,目前在管理、利用以及部門協同保護等方面尚存不健全之處。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和公眾考古學中心日前舉辦了“考古發掘出土遺存的保護與管理座談會”,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就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的保護、研究、展示和傳承進行了交流和探討。


資料圖:出土文物 崔佳明 攝
  發掘出土文物如何管理?

  據統計,2012年至2015年,中國主動實施考古發掘項目1803項,考古發掘面積近100萬平方米;2017年,共有215個項目進行了主動發掘,總計發掘面積19.4萬平方米。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數以萬計長埋地下的文物“顯露真容”,比如入選2017年中國考古新發現的河北行唐縣南橋鎮故郡東周遺址,出土了銅、金、玉、陶、蚌、骨角器上千件(組)。

  考古發掘出土文物該如何管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規定,考古發掘單位應在考古發掘完成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提交結項報告,3年內提交考古發掘報告,此後6個月內移交出土文物。但是,在實際操作層面,卻面臨著不少困難。“首先,考古發掘尤其是大型遺址發掘,本身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考古報告的編纂整理不是短期內就能完成的,所以,發掘出土文物移交的時間若按原規定嚴格執行並非易事;其次,考古學旨在通過實物遺存研究過去人類社會,這其中既包括遺物也包括遺跡,兩者緊密相關,如果倉促移交文物,勢必會對考古整體研究帶來影響。”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公眾考古學中心執行主任王濤説。

  加強博物館與科研機構合作

  “相較于出土文物的歸屬權問題,更應該重視這批文物資源如何利用,達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目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白雲翔表示,博物館可以加強與地方考古所、高校等的合作,通過合作舉辦展覽等方式,讓出土文物得到更多展示機會,使其歷史文化價值得到更充分利用。與此同時,各級政府也應該加大對各地文物保護收藏單位的資金、設備投入力度,改善發掘出土文物的保存、研究、展示環境。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長白岩肯定了白雲翔的觀點。她認為,博物館和考古所的工作重心和方式方法不同,承擔的壓力也不同。當前,很多地方的考古所面臨著庫房保存和保護條件不足、發掘出土文物管理難度大、工作量陡增等諸多問題,使得原本就繁重的科研工作變得更加艱難。在這種情況下,加強博物館與科研機構以及館際之間的聯絡就更加重要。“此外,除了大型博物館,各地政府部門可以加大對中小型博物館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力度,提高博物館對藏品的利用率,同時博物館除了關注考古發掘出土文物,也要重視近現代文物展陳展示。”白岩説。

  “考古遺物發掘出來後,需要專業人員開展研究,深入挖掘其歷史文化內涵,這是必要的,而博物館可以把庫房中的文物,用觀眾能聽得懂的語言,以講故事的方式闡釋出來,讓公眾對館藏文物有更明晰的認識。”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物館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錢益匯表示,博物館挖掘藏品內涵、開發文創産品,實際上也是對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的一種再創造,是讓公眾更容易理解考古的一種方式,因此考古與博物館,發掘出土文物的保護、研究和展示、挖掘如何更好打通,需要思考和實踐。

  王濤從公共考古的角度指出,公眾考古學旨在探討考古學和當代社會之間的關係,在這其中,考古學和博物館之間的關係尤為突出。“博物館是考古學成果展示的重要輸出端,考古發掘品是博物館展陳的重要來源。如何處理好考古和博物館之間的關係,使雙方合作共贏,共同開展公共文化服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公共考古問題。”王濤表示。

  籌建考古博物館

  與傳統綜合類博物館錯位發展

  “雖然各地考古所和博物館雙方的工作方式有所差異,但目的都是為了保護並利用好文物資源。在此共識基礎上,可以嘗試將文物的管理權和使用權分開,將文博行業納入到整體的系統中進行規劃。”陜西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館籌建辦主任曹龍表示,陜西正在嘗試建設專門的考古博物館,拓展以往庫房——基地的職能,在開展考古整理的同時,力圖系統展示室內整理、研究分析等考古工作全過程,讓公眾對考古學有更為深入、立體的認識,實現與傳統綜合類博物館的錯位發展。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歷史博物館館長袁廣闊認為,目前,雖然博物館已經展出了一批有價值的珍貴文物,但仍有大量出土的一般文物有待整理。相較于綜合類博物館,依託于各地考古所建立的考古博物館應當承擔更重要的保存、保護和科研基地的重要作用。“此外,除了可移動文物,對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和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問題也應當儘快提上議程。”袁廣闊説。

  “另外,也可以借鑒海外經驗,建立獨立的文物保存管理機構,對考古發掘所獲遺存進行統一保存、保護和管理,使其服務更多研究者和公眾。”白雲翔説。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