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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運團體被綠營背叛 成為政治擺布的工具

  台灣《聯合報》26日發表社論説,台灣勞工團體和青年學生週末的“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一路衝突不斷,群眾屢驅不散,並與警方多次發生衝突,甚至傳出律師控訴被捕及“丟包”事件。示威群眾一句“不甘心”,訴説的不只是“修法”反覆之惡,更是遭到背叛之怨。這場行動,一方面反映台灣勞工團體無力回天的掙扎,另一方面也隱隱看出台灣社會運動和民進黨分道揚鑣的線索。

  社論中指出,這次“反勞基法修法”大遊行,由一百多個工會團體發起,原本聲稱要號召萬人上街;但依警方估計,實際僅有五千多人參加。其中,還有不少是自發前來聲援的學生和一般民眾。由此可見,不論是勞工團體的動員能力不足,或是“反修惡”的號召力不夠,都無法激出廣大勞工上街行動。也因此,遊行甫結束,民進黨“立委”立刻對這場示威迎頭痛擊,耀武揚威地宣稱“修法不變”。一向把民進黨當“盟友”的勞工團體,這次只能眼睜睜看著政治力顯威,自己卻無力回天。

  然而,這次抗議最受矚目之處,卻不在遊行活動的主場,而在場外的狂飆。尤其,主辦單位在下午六點宣佈活動“解散”之後,一些激情群眾仍然不肯散去,繼續在街頭流竄、突擊,甚至佔據街道,阻止車輛通行。後來台北市長柯文哲下令,警方才分批將示威者隔離、管束、驅散,甚至帶到郊區“丟包”;直至深夜,才將活動現場“清理”完畢。這批群眾以大學生、研究生及社運青年為主,他們明顯缺乏組織與指揮,卻表現出更強烈的不滿,不滿勞團“把上街當上工”的運作。這些具有“綠色抗體”的憤青,極可能成為下一代社運的新元素,為“只反國民黨、不反民進黨”的台灣社運帶來質變。

  社論中又指出,台灣社運團體“反藍不反綠”,有其歷史因素。早年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態勢下,不同的反對運動往往因應形勢與民進黨結盟,以擴大自身的活動能量,久而久之便形成盟友關係。然而,在民進黨首次執政後,這樣的關係立刻面臨考驗;許多社運團體監督台當局的能量迅即弱化,甚至幾淪為民進黨的“附隨組織”。也因此,陳水扁執政時,民進黨仍發起不少街頭遊行,社運團體只能跟隨在後,完全失去了主體性。馬英九時代,社運團體再度“復活”,戰得有聲有色,卻忘了要“自我轉型”;而今蔡英文一執政,不少社運團體又重新面對了自己色厲內荏及一面倒的窘境。

  這次“反修惡”大遊行,正是一面照妖鏡。表面上,勞團聲嘶力竭反對,甚至連工運出身的台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都上街表態;實質上,許多工會只是做做樣子,並非具有抗爭決心。最後,只剩下一些經太陽花洗禮的學生,還殘留著“公民不服從”的憤怒,在街頭作最後的奮鬥。值得玩味的是,有台灣清華大學研究生在網絡上慨嘆,三年前一起參加太陽花學運的同志,如今多位同學已進入台當局工作;言下,對這次“反修惡”遊行的失敗不勝唏噓。無論如何,如果抗爭運動只能在“今日造反,明朝為官”、“今天憤青、明天文青”之間擺蕩,社會運動如何維持自己的獨立體質?

  社論中表示,那些坐在台當局辦公室裏撰寫講稿的文青,今天究竟如何看待他們還在街頭遊走的同學和同志,讓人感到好奇。那些根本叫不動勞工上街的工會團體,是否意識到自己抗爭的對象已經不同而必須調整戰略和目標,也同樣讓人感到好奇。更令人好奇的是,面對當初把自己送進台當局的青年學生和勞工,蔡英文和柯文哲今天卻只能以一波波警力和一層層拒馬來對付他們,這又是什麼感受?

  台灣政黨已經三度輪替,不論是工運、社運或環運,都應該揚棄“反藍不反綠”的僵固思維,重新找回自主性;否則,將註定成為政治擺布的工具。事實上,從“功德院”貼紙事件,已看到具有“反綠抗體”的一代在冒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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