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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舟:大陸對臺政策須理解的幾個基本概念

  資深臺灣問題專家李逸舟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8月號發表專文《大陸對臺方針政策幾個基本概念的理解與體會》。作者認為:“自鄧小平確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以來,中共歷屆領導集體在如何實現和平統一的問題上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探索,至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標志著和平統一理論建構合龍,形成了係統完整的思想體係,呈現出明晰的統一路線圖。從基本脈絡看,其中有若幹重要概念需要人們進一步深入領會思考,以期把握精神實質,推動兩岸關係向著既定目標穩步前進。”文章內容如下:

  關于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2014年11月2日,習近平在福建考察平潭綜合實驗區時提出:“兩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脈相連,文化相通,沒有任何理由不攜手發展、融合發展。”這是習近平最初公開使用“融合發展”概念。至2016年3月“兩會”期間,他在參加上海團審議時,首次提出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命題:“我們將繼續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同年11月,他會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時提出六點意見,其中第三點專論“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至今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全國人大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相關表述也由以前的“推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進階為“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兩岸關係以和平發展為主題,是中共長期實踐探索的結論。在對臺工作以統一為既定目標下,和平發展本身蘊含了在各領域長期交流合作中逐步接近、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意涵,比如較早已經使用了“經濟融合”的概念。所以習近平近年多次強調:“我們將毫不動搖地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堅持造福兩岸同胞的政策舉措,努力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取得新進展。”而“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則在和平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拓展,體現了新形勢下與時俱進的思想理論創新。首先,“融合”更明確地體現了統一的目標指向,消除外界對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脫節的歧義與擔心;而“發展”則表明融合仍將是長期的、漸進的過程,堅持了統一階段論、過程論的實事求是思想。其次,在以往“經濟融合”基礎上,范圍擴大到了社會各領域,極大地拓展了和平發展內涵,同時無疑將涉及到價值觀念、文化思想、生活理念等極為廣泛豐富、以往也較為敏感的范疇。這是中共對臺思維的再一次思想解放,體現出在融合發展中化異趨同的信心,也體現出對自己更充分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

  上世紀中共確立和平統一方針時,海內外即有讚成統一的人士和學者提出兩岸融合的意見。筆者自參與對臺研究不久,認定兩岸最終需要走融合統一的道路,並堅持不懈反復建議。至2000年一篇係統論述兩岸關係的參考文章中,筆者作了集中、明確的闡述:“入世(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對臺工作已經具備再一次戰略調整的基礎,使我們可以把兩岸關係推進到一個經濟文化全面融合的新的發展階段,全方位地爭取和吸引臺灣人心,最終走向統一”;“可以積極面對經濟、政治和整個社會發展問題上的優劣競比,通過對兩岸長期僵持的一些政治問題進行一定程度的變通處理,以盡早實現三通;此後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從經濟實務到經濟制度、從法律法制到民主政治建設、從發展道路到發展程度諸方面各領域,逐步把臺灣吸納包容到中華民族的整體現代化進程之中,在發展中融合,經融合而統一”;“我經濟規模及其快速發展已經提供兩岸經由經濟文化融合直到最終實現政治統一的巨大空間”。至2004年同樣是提供參考的全面論述兩岸關係的三萬五千字長文中,筆者以“融合——兩岸和平統一的唯一道路”作為其中一部分的標題,建議“把兩岸關係推進到一個經濟文化全面融合的新的發展階段”,“逐步在社會上確立兩岸融合的統一道路”,“宣示兩岸在發展中走向融合的統一道路”。再至2006年的參考文章,提出“如果在理論上進一步確立起以兩岸融合為核心的統一道路與統一思想,將極大地增強我們事業對臺灣人民的説服力與感召力,極大地瓦解島內臺獨的社會基礎,極大地推動兩岸關係向著良性互動的方向繼續發展,也將使我們的人民能夠目標明確、充滿自信地掌握和預期未來”。

  習近平對臺思想中的成熟表述是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很明顯,“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比“經濟文化融合發展”更為全面,更為準確,也更具有高度。目前,雖然習總書記尚未對此作出更具體的闡釋與論述,但從大陸對臺政策與兩岸關係的總體脈絡看,這是中共對臺戰略的一次質的飛躍,明確了兩岸在發展中融合、在融合中統一的道路與方向,實現了規律性與目的性的高度自恰,實現了國家整體戰略與對臺戰略的完美契合,成為對臺工作與兩岸關係發展的基本指導思想。

  關于“一個中國框架”

  順序上,先有一個中國原則,後有“一個中國框架”。如果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民黨當局能夠接受“一國兩制”,能夠“降國旗、去國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地方政府”,那麼就不需要再有“一個中國框架”的問題。進入九十年代,由于出現臺灣當局與大陸同時存在于國際組織與活動中的情況,大陸宣示這種情況只是在“一個中國框架”下的特別案例,而不是常態與慣例。所以,整個九十年代中,“一個中國框架”概念的使用尚極少見。

  胡錦濤在2008年12月31日《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是較早一次主動積極地使用“一個中國框架”的概念:“雙方在事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就有了構築政治互信的基石,甚麼問題都好商量。”此後這個概念作為大陸對臺政策的一個基本內容延續下來,習近平對臺論述中也反復予以強調。他在談到兩岸協商談判問題時,多次重申“願意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就兩岸政治問題同臺灣方面進行平等協商”,“國共兩黨理應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增進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認知”,“深化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這個框架,在國共兩黨、兩岸雙方長期實踐互動中已經建構起相當的基礎和結構,“九二共識”、兩會機制及其成果、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溝通機制、以前的奧運模式及有效處理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的做法,特別是“習馬會”的接觸會談方式,都屬于這個共同構建、雙方接受的框架的組成部分。概念的強化與突出,是形勢發展的需要,是對客觀現實的因應。

  在上述“‘要求’難以完全回避;統一前的較長時期內,一個中國的框架中必須留有對方能夠接受的位置。”2004年那篇參考文章中,筆者進一步提出:“十多年鬥爭反復證明的其實也只是一個現實:如果我們不打算接續1949年的國共內戰通過戰爭把‘中華民國’徹底消滅,那麼一個中國的框架中就必須留有對方能夠接受的位置,否則只能迫使對方離一個中國越來越遠。”此後的參考文章中,筆者始終不懈地堅持這樣的意見與建言。

  筆者對“一個中國框架”的最初想法是:長期以來雖然國共兩黨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各自一個中國的內涵不同,雙方都不可能相互接受。筆者在2004年的參考文章中認為:“由于內外形勢的變化,‘一個中國’成為新形勢下需要兩岸來協商處理、共同維係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需要雙方合作來求得處理,需要在尊重現實的基礎上以相互體諒包容的默契找到一個恰當的形式來共同堅持‘一個中國’”,“找到統一前雙方共同支撐與維護一個中國的適當形式。”這個形式,必須是雙方共同搭建構成、相互都能接受,同時又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是一個現實中的“框架”。從一定意義上講,原則是各自堅持的,共同之處是都承認兩岸屬于一個中國、不是國與國關係;框架是雙方共同搭建共同構成的,解決的是現實中能夠有效互動的問題;原則更多的是屬于理念的、意志的,框架則側重于現實的、具體的,是原則在現實中的體現。

  關于“合情合理安排”

  “合情合理”的“安排”,最初要表明的是“一國兩制”模式中的各項內容設計,對臺灣都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不應該不接受的。但國民黨當局堅拒“一國兩制”,先是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後則始終要求我在臺灣政治地位與國際活動空間問題上“正視現實”。直到上述2008年“12.31重要講話”中,胡錦濤指出:“對于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的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至中共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安排”二字,看似一個簡單的詞語問題,實際上在紛繁復雜的兩岸關係中,凝結著對雙方關係長期探索的全部歷史經驗,包含著高度的政治智慧與實事求是精神。

  上述可見,領導人最初是更明確地將“合情合理安排”運用在臺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上,後又擴展到整個兩岸政治關係。筆者早先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也大致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首先,與前述“一個中國的框架”相聯係,筆者在2000年那篇參考文章中曾提出:“兩岸圍繞一個中國問題進行的鬥爭,除了統獨之爭外,始終包含一項重要內容,即臺灣方面在兩岸間的地位與臺灣在國際上的存在形式與存在范圍問題”;2004年的文章中提出:兩岸現實往來中“一個中國問題包含雙方定位、臺灣在國際間如何活動兩個方面,是一體兩面、互為相關的問題,未來必須得到統一處理”。

  其次,筆者一直認為,兩岸政治關係不太容易從“法理上”做出雙方都能接受、各方面又能推敲妥當的“定位”。在1992年的一篇參考文章中,筆者提出:“具體做法可採取不正面承認其政治實體地位,而在雙方接觸談判的方式上進行模糊處理,如使用‘雙方代表’、‘兩岸領導人’等中性稱謂”;2004年那篇文章提出,“應該在比較模糊的默契之下求得解決,而不追求法律上的‘一清二白’。兩岸間的問題需要的是一種政治決定,古今中外任何法律包括國際法對此都無能為力,都只能為我所用”,“並不存在正面承認‘中華民國’的必要與可能,所需者,還是一種對現實的尊重和平等的態度,具體做法可以通過‘大陸方面與臺灣方面’、‘大陸領導人與臺灣領導人’等等來處理”;2008年5月的參考文章又重申,“本人並不認為有必要在文字上或者説法上對‘中華民國’進行明確定位”;對方“實際上要求的也都是一種兩岸互不否認、現實事務中能夠心照不宣的默契而已”。

  再次,關于“安排”。筆者在2000年的參考文章中提出:“一旦兩岸談起來,有關臺灣國際生存空間與雙方在國際上的‘安排’問題,‘外交休兵’是對方可能接受的一種方式”,“對某些臺灣切實需要加入的國際組織進行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處理”;2004年文章關于涉外方面的建議中明確提出“關于外交上的安排”。2006年針對馬英九提出的關于國際空間問題的“暫行架構”,筆者在參考文章中建議的第二條進一步明確為“尊重現實,合理安排”,並認為“如果這一問題得到妥善的、合理的處理,必將極大地削弱臺獨在臺灣內部的社會心理基礎”。2008年5月的參考文章提出:“實際上,這一問題已經在‘九二共識’中得到部分解決;如果今後就國際活動空間問題作出適當安排,即可基本解決。”

  在雙方政治關係問題上,如前所述,筆者多次建議“一個中國的框架中必須留有對方能夠接受的位置”;筆者除反復使用“都可接受的安排”、“雙方默契”、“尊重現實,合情合理”,以及提出“兩岸領導人”、“臺灣代表團與大陸代表團”等具體方式外,尚未完整使用“做出合情合理安排”的八字整合概念,而後者更體現出領導人的高度與智慧。

  關于“兩岸復歸統一,不是領土和主權的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

  這一重要概念也是首次見諸于胡錦濤2008年的“12.31講話”:“1949年以來大陸和臺灣盡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兩岸復歸統一,不是領土和主權的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重申和強調這個論斷。

  對這一重要論斷,人們往往較多地注意到它關于兩岸主權領土沒有分裂、兩岸始終同屬一個國家的含義,但鮮少有人進一步探究“政治對立”的內涵。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是什麼?很明顯,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闡明的關于中國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選擇,是唯一可以得出的結論。它所“遺留和延續”的政治對立,也只能是兩岸不同發展道路的對立。由此可知,“復歸統一”是“結束政治對立”,就是要結束兩岸在不同發展道路上的對立(未來按“一國兩制”統一後,雖然兩種制度仍會同時存在,但將是雙方都可接受與同意的結果,將成為相互尊重之下的差異)。結束這種政治對立,靠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靠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靠相互尊重基礎上共同發展。習近平在會見馬英九時指出:“六十多年來,兩岸走上不同發展道路,實行不同社會制度。道路和制度的效果如何,要由歷史去檢驗,讓人民來評判。兩岸雙方應該相互尊重彼此對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的選擇,避免讓這類分歧幹擾兩岸交流合作,傷害同胞感情。”

  長期以來,筆者依照中共思想理論的一般方法,力求闡明兩岸關係的基本矛盾與現階段的主要矛盾等問題。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這個問題的實際內涵就構成事物的基本矛盾。筆者在2004年的參考文章中曾提出:“以前我們曾錯誤地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當作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結果是十年文革造成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大倒退”,“我黨領導人民革命和建設的全部經驗表明,正確認識和掌握事物的本質矛盾與運行規律,歷來是解決問題、不斷前進的首要前提。十多年的情況表明,對臺工作也必須首先從理論上解決這一問題”。在2009年《中國評論》五月號上發表的“?胡六點四大思想理論創新及其實踐意義”一文中,筆者又進一步提出:“正面面對這一政治對立和基本差異,其實就回歸到兩岸關係的基本矛盾,這就是中國終將統一的趨勢與要求,與兩岸不同的發展道路及其發展水平之間的矛盾”;“正確界定兩岸關係的基本矛盾,對現階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對未來統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當前最重要的,就是使我們能夠比較清晰地區分兩岸間的統獨矛盾與不同的統一主張之間的矛盾,使雙方不再由于某些分歧導致緊張與內耗,避免這種分歧被臺獨勢力利用來升高兩岸對抗、激化兩岸關係”。

  關于臺灣人民“特殊的歷史遭遇”及由此形成的“特殊心態”

  寄希望于臺灣人民,是鄧小平確立和平統一方針後不久提出的重要指導思想。但人們對臺灣人民思想情感的認識與理解,則經過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在上世紀整個八、九十年代,一般都在強調臺灣人民歷史上特別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具有的強烈愛國主義傳統,突出“尊重臺灣人民的生活方式與當家做主、管理臺灣的願望”,而這顯然可以在“一國兩制”的模式下得到滿足。人們還經常引用于右任的名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顯然,這主要反映的是1949年前後移居臺灣的外省族群的心態。而人口佔更大比例的臺灣本省籍民眾的特殊歷史遭遇與心態,則長期未進入對臺研究隊伍的意識范圍;雖然少數歷史研究者對此有所掌握,也僅存在于單純的學術范疇,而並沒有真正傳導到政策研究領域,政策性論述中仍然鮮少論及。

  2002年1月,時任副總理的錢其琛在紀念江澤民“八項主張”發表七周年的講話中,提出“我們充分理解他們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復雜心態,充分尊重他們的願望和要求”。這是在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顯然,民進黨上臺並標榜“本土政權”,人們在加強反對“臺獨”鬥爭的同時,也意識到全面把握臺灣人民歷史背景與復雜心態的重要性。此後,這一認識與理解就頻繁出現于領導人的相關論述。2005年4月,胡錦濤在會見連戰時指出:“我們十分同情臺灣同胞在歷史上經歷的不幸、蒙受的冤屈。對臺灣同胞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心態和感情,對他們由于各種原因對大陸産生的誤解和隔閡,我們不僅會基于同胞之愛予以充分理解和體諒,而且會採取積極措施努力去疏導和化解”;“我們了解臺灣同胞特殊的歷史遭遇,那是近代中國苦難歷史的一部分,每一個中國人都刻骨銘心”。

  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後,由于親身在長期實踐中擁有對臺灣問題的透徹了解與深刻思考,對這一問題的論述與闡釋就更為深入,一種悲憫情懷常常躍然紙上。“臺灣同胞因自己的歷史遭遇和社會環境,有著自己特定的心態,包括特殊的歷史悲情心結”,“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我們完全理解臺灣同胞的心情”,“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我們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願意用真誠、善意、親情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在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撫平歷史創傷”。他反復強調“兩岸一家親”理念,多次表明願意首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並不斷提出惠及臺灣同胞的各種措施。

  早在1990年時,筆者閱讀到了臺灣旅日學者戴國輝研究“2.28事件”的專著。它在提供“2.28事件”詳實面貌及其原因過程中,把歷史觸角延伸至“乙未割臺”及以後臺灣人民的心理變遷。這引起筆者深沉思索與此後執著的探究。自此而後,就總覺得一般的認識與論述中缺少了點什麼,隔膜著點什麼。到前述2000年的參考文章中,筆者第一次比較完整地闡述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與理解,並在以後的參考文章中不斷重復(一是思想觀念的把握與理解往往需要較長的過程,二是由于相關領域自然的人事交替)。文中有一個專門部分“百年回首──臺灣人特殊的歷史遭遇及由此生成之二重心理結構”,是這樣描述的:

  百年回首:臺灣人特殊的歷史遭遇及由此生成之二重心理結構

  這裏所指臺灣人,先講在島內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本省人”。不論就血緣、地域還是歷史、文化而言,臺灣人無疑就是中國人。但由于過去整整一個世紀中臺灣人特殊的歷史經歷,使他們在兩岸統一問題上形成一種非常復雜的二重心理結構,對祖國中央政府存在一種非常獨特的恩怨情仇。

  世紀初:被母親拋棄的無奈。

  1895年甲午戰敗,清政府為求自保割棄臺灣。當時島內軍民哭天搶地,泣求中央政府勿將他們拋棄于東洋;求告無效,遂自行組織奮起抗日。因清政府在日本淫威下極力撇清同島內抗日軍民的關係,甚至將撤退到福建沿海的官兵綁交日本人殺頭,他們被迫以“臺灣民主國”宣布獨立,以此為號召與敵抗爭(因為已沒有資格自稱中國人),但仍以“永清”為年號,明示“永向大清”心志。不久終因敵我懸殊,慘烈失敗。這一歷史遭遇,使臺灣人民遭受巨大的心理損傷,在心態上淪為“亞洲的孤兒”。在日本統治漫長的五十年裏,由于殖民地的身份、被歧視的待遇,臺灣人凝生出兩種強烈的意願:一是回歸祖國懷抱,這是民族主義的意識;二是解除被壓迫的命運,渴望當家做主,這是民主主義的要求。這雙重要求鮮明地體現在林獻堂的議會請願運動以及文化協會的社會運動上,尤其日本殖民者“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結構性政策,使臺灣農民淪為“農業的無産勞動者”,更促進社會運動的興起。但這些運動都遭到日本強權統治無情鎮壓。

  世紀中:回歸後的雙重幻滅。

  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回歸。臺灣人民表現出極大的愛國主義熱情,當時中國身為“五大國”之一,更增加了他們的樂觀與期待,“全島鼓樂,數月不絕”,“我們終于又可以做堂堂中國人了!”民族主義達到高潮。可惜的是,他們迎接來的“國軍”遠不是一個現代化的軍隊,而是一支被歷史學家形容為“慘勝”的部隊,同時彌漫于中國大陸的封建、腐敗、官僚、特權也跟著接收大員涌入臺灣;相對于臺灣已經有初步的法治與現代化基礎(這是部分人轉而産生日本情結的原因),大陸仍舊在戰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之中,處于不同歷史發展條件下的兩種社會形態終于爆發激烈衝突,“2.28事件”正是這種衝突的集中表現。“2.28事件”的鮮血帶給臺灣人民難以撫平的傷痕,也使民族主義的理想遭到幻滅,從此埋下臺灣意識的根源。同時,甫回歸的臺灣人旋即被國民黨中央政府卷入內戰烽火,回歸的喜悅蕩然無存。

  國民黨接收人員在臺灣上上下下大搞“五子登科”(所謂金子、房子、車子、女子之類),而生居于此地的臺灣人卻由于不受信任、許多人已不識中文不懂國語等原因,繼續處于社會的邊緣與底層。1949年國民黨“中央政府”遷臺,此後並實行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臺灣更加沒有民主法治可言。臺灣人于日本統治時期生長出的對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渴望,至此雙重破滅。

  上述半個多世紀中的悲慘命運,使臺灣人在極度的挫折中陷入極度的“悲情”,使他們在心理上將祖國視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形同“外來政權”,也使部分人具備了説服自己不再認同“中國人”的道德心理基礎。由此形成的所謂“臺灣人心態”極為復雜,作者撮其要者點列以下三點:

  一是棄兒心結。如同一個孤兒,一出生就被母親拋棄,之後經過自己艱難掙扎長大了,而且出息了;這時候談到認祖歸宗,他很自然會抱持一種可認可不認、可歸可不歸的態度,而且認不認、歸不歸都應是他的自主權利。在此情況下,要真正促其回歸就須在兩方面具有同等的力度,首先是阻斷其不歸的後路(如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同時必須以親情感化,以母愛滋潤,甚至某種程度上讓他以一種自主自願、榮歸故裏的姿態回家。如只是聲色俱厲説你必須回來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則必然導致其心理逆反。這一歷史心結雖然隨著時間流逝而在普通民眾中有所淡化,但在代表和表達群體利益的政黨、知識分子中卻遠不會消失。照説清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所作所為與我們並無關係,相同之處則在于我們也是代表祖國的中央政府。相關的例子是,70年代西德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時,曾代表德意志民族向二戰中受難的猶太人墓下跪,這也許就是對歷史的一種概括承受。

  二是強烈的“出頭天”願望。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長期處于下等公民地位。臺灣收復後,除了“2.28”鎮壓,絕大多數臺灣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普遍沒有得到改善。首先是由于國民黨把整個政權體係及經濟、文化機構從上而下搬到臺灣,同時抱持“反攻大陸”的過客心理,總體上並不給臺灣人留下參與的余地。其次由于臺灣人久離祖國,多數不通中文、不懂國語,對官場及經濟、文化領域的體面職位均不得其門而入,因而在各方面倍受歧視。這就形成了少數大陸人長期統治多數臺灣人的不合理狀況。少數大陸籍人籠斷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突出代表,是1947年在南京就任的龐大的“中央民意機構”,在“反共復國”的名義下居然幾十年一貫不加改選(被譏為“萬年國會”),這種特權對臺灣人的基本權利無疑是一種歷史性的剝奪。時間愈久,憤懣愈深,各種各樣的反抗此起彼伏;而國民黨政府則一貫施以高壓,或處決,或關押,“綠島”成為臺灣人苦難的象徵。長期受壓制的命運使臺灣人逐漸形成一種極為突出的反叛性格,結合早期先民渡海求生的冒險特質,愈壓愈反,幾近偏執,只能“順毛摸”,不能“逆須捋”;同時也凝聚出一種鮮明的群體共識,就是必須“出頭天”當家做主。這一“出頭天”思想反映在兩岸關係現實上,就是認為“一國兩制”是對臺灣地位的“矮化”,拒不接受地方政府的定位,強烈執著于“尊嚴與平等”,突出表現是許多人可以接受血緣、歷史、文化及未來的中國,但對目前“政治”的一個中國則不願承認(因為“中國”在國際現實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

  三是明顯的西方制度認同。臺灣人長期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蔣家父子長期進行反共宣傳,七、八十年代經歷了“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很多知識分子曾留學歐美,後至蘇聯解體、西方價值觀盛極一時,等等,都使臺灣人對共産主義加以排斥,並有一種相對于大陸的“優越感”。在這個問題上,不僅本省籍的臺灣人如此,包括傳統國民黨大陸籍人也如此。這也正是蔣經國生前長期拒不接受我“一國兩制”統一的根本原因。隨著兩岸交流往來逐年增多,特別是由于我們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進展,臺灣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大陸未來誘人的發展前景,在此問題上的態度也開始産生變化。但是,他們在根本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上還是認同西方的模式,並一廂情願地認為大陸將來也會走上那條道路。體現在兩岸關係取向上,就是希望兩岸制度及生活水平接近後再談統一(即所謂“未來的一個中國”),現階段則兩岸“分治”。這是“維持現狀”成為所謂臺灣“主流民意”的深層社會基礎。

  世紀末:“民主”業已實現,“民族”再臨抉擇。

  從以上觀點看,蔣經國于80年代後期實施的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正是回應臺灣人民自日本統治時期開始的對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百年悲願。時移勢易的是,臺灣人經歷了1945年回歸時民族主義理想的幻滅後,已經在部分人中産生出一定的“臺獨”傾向,因而蔣的兩大措施實際具有了一種新的意義,即通過增加同大陸的聯係來平衡與牽制“民主化”中將破籠而出的“臺獨”能量。……

  民進黨上臺也使臺灣人第一次沒有了國民黨的中間緩衝,直接面對大陸,直接面對13億大陸人民在遠比臺灣百年經歷深長久遠的五千年歷史傳統中形成的統一理想,直接面對國際上不可能更改的一個中國現實。在這個意義上,民進黨上臺促使臺灣人必須重新面對歷史和現實,在終極的意義上對統獨問題進行徹底反思。為了爭取執政,陳水扁在競選期間作出了不推動“臺獨”的保證,上臺後聲明他已“放空”自己,不論統獨都由民眾決定;曾在元旦致辭中表示“一個中國本不是問題”,並稱“既然要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如何如何。對這些動向,我們一方面可以看作“臺獨”分子一時的詭計,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是一個轉變的開始。電影《鴉片戰爭》開首有一段旁白:“一個民族只有當他站起來的時候,才能冷靜平和地反思過去跪著時的歷史。”民族如此,族群也如是。臺灣人既已當家做主,從而已就開始擺脫他百年的悲情;盡管民進黨內還存在基本教義派的強力拉扯,盡管許多民進黨人不可能一下丟掉久負的包袱,圍繞一個中國的爭執還將持續,但轉變應已開始。

  這是繼半個世紀前民族主義理想破滅後,臺灣人再一次直接面對祖國,進行再一次抉擇。不同的是,上一次開始時是帶著欣喜無條件地回歸祖國懷抱,這次則多了一項“對等與尊嚴”的堅持。

  與上一次相同的是,作為祖國一方的言行態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他們的進退取舍。

  令人欣慰的是,祖國大陸現代化建設的迅猛進步及其所展示出的廣闊前景,已經成為臺灣經濟再轉型、再升級的動力與希望,從而對廣大臺灣人産生巨大的磁吸作用;而在全局戰略上佔據的主動,則使我們能夠對十分在意祖國態度的臺灣人展現比以往更大的包容。

  新世紀是一個樂觀的世紀。在歷史的長線上,我們聽到了兩岸融合的深沉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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