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照雄的兩岸心路歷程:從主張“獨”到支持“統”

2019-10-19 09:14:00來源:人民政協報

  他先後追隨過陳水扁和李登輝,更曾是民進黨資深黨員和“台獨”鐵桿的支持者。而10年前開始,他卻成了“統派先鋒”。

  從主張“獨”到支持“統”

  ——台灣中華聯合黨主席徐照雄的兩岸心路歷程

  初秋的台南,颱風過後,經歷了一場豪雨的蕩滌。上午還很安靜的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652巷1號台灣中華聯合黨黨部,午時剛過,突然變得熱鬧起來,半個多小時的時間裏大概有七八十位穿著紅色或藏青色馬甲,上面寫著個人姓名的民眾陸續向這裡聚集。

  “他們是來參加升國旗和聲討破壞國旗者的。”看到人民政協報記者一臉疑惑,台灣中華聯合黨主席徐照雄解釋道,就在颱風經過台南之前,飄揚在該黨部上方的五星紅旗被人偷偷破壞,不僅旗桿被折斷,紅旗表面也被人涂上“台獨”符號。

  “‘台獨’勢力一是容不得五星紅旗在台南這個‘綠地’上飄揚,二是針對我本人的挑釁。”談起紅旗被破壞,徐照雄一臉的憤怒。

  其實,對於“台獨”勢力容不得五星紅旗在台南飄揚,這並不難理解。而他們對徐照雄的挑釁,則緣于徐照雄的經歷——一個曾經的“台獨”鐵桿支持者如今成為“台獨”勢力眼中最“頑固”的“統派先鋒”。

  ■反蔣介石獨裁統治,他“被台獨”

  1941年,徐照雄出生在日據時期台南縣城的一個富裕家庭。徐家原籍福建廈門同安縣,祖上隨鄭成功來到台灣。在台南,徐家算是“根正苗紅”的“本省人”。徐照雄的父親是個商人,雖然生意做得不是很大,卻很成功。除了生意之外,徐家當時在台南還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

  正因為家庭條件好,徐照雄從小除了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外,也有機會接觸到了一些西式文化,他在書裏看到西式民主、自由。從那時起,對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成了這個年輕人內心的一種追求。徐照雄説,對民主與自由的渴望還與他當時生活的時代背景有關。

  徐照雄的年輕時代正趕上蔣介石集團在台灣的反動統治時期。為了實現反攻大陸目標,退居台灣後的蔣介石集團,除了在政治上奉行更加獨裁的統治外,為防止解放軍情報人員對台灣的滲透和中共地下黨的發展,並嚇阻台灣人民追求民主。除了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佈“戒嚴令”嚴格控制島內外人員進出外,之後的蔣介石集團“立法院”又通過了《懲治叛亂條例》以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擴充了解釋犯罪的構成要件,縱容情治單位機關網羅所有人民的政治活動。當局的公權力在長期戒嚴中被濫用,人民的基本權利完全失去保障,導致這一時期很多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政權又恨又怕。而當時台灣情治系統亂抓濫捕的最慣用罪名就是“通共、通匪”和“台獨”。

  長期的獨裁統治和高壓政策,讓台灣民眾內心出現反抗意識。那一時期的民間,尤其是中南部台灣出現活躍的“黨外運動”。高中畢業後,徐照雄便應徵參加到國民黨軍隊服兵役,退役後積極參加“黨外運動”。他在23歲那一年,投入台南縣議員選舉,最終以黨外人員身份高票當選台南縣議員。徐照雄的當選極大地鼓舞了“黨外運動”士氣。在台南乃至整個台灣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這也引起蔣介石當局高度關注和警惕。

  因為不滿當時蔣介石集團的獨裁統治和國民黨官僚系統的腐敗,剛剛當選議會議員的徐照雄在問政風格上與當時腐敗官僚體系格格不入。尤其是他直接參與對地方水利、公路、橋梁建設工程領域中出現的腐敗問題的揭露,讓他很快成為國民黨當局和利益集團要扳倒的地方重要政治人物之一。

  一位近九旬、曾經在台南縣政府任職的老人告訴人民政協報記者,他當時就曾參加迫害徐照雄的相關會議,知道當局將把徐照雄以“台獨”分子名義進行法辦。“後來,一些知道內情的朋友悄悄告訴我情況,讓我趕緊跑。”徐照雄説,就這樣,為了逃避迫害,他于1970年匆匆離開台灣去了美國。

  ■“逃亡”歸來,他走上“台獨”路

  令徐照雄沒有想到的是,他這一離開台灣就是20年,歸鄉路也因此遙遙無期。在當時,台灣“內政部”有一個所謂“黑名單”,名單上的人被視為“危險分子”。按規定,只要上了這份“黑名單”的人就不能再回到台灣。據1990年台當局解密,該“黑名單”總共有1.4萬多人,徐照雄就名列其中。

  “1970年的時候我還真不是‘台獨’,而且當時台灣島內很少有真正搞‘台獨’的,那時候搞‘台獨’的一般都躲在日本。”徐照雄説,從1945年台灣回歸中國後,日本就是最主要的“台獨”者基地,即便今天在日本依然生活著一批支持“台獨”的台灣人。徐照雄説,因為自己不是“台獨”,所以當初選擇了去美國而非日本做逃亡地,就是想區別自己與“台獨”不同。他坦承,當時目的很單純,就是為了追求民主與自由,反對蔣介石獨裁體制,才走到了與當局對立的一面。

  到美國後,徐照雄先是到加州大學攻讀學士學位,畢業後又入美國PCU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回不了台灣的徐照雄,碩士畢業後只能留在美國發展。從最先的打工,到後來搞小型房地産開發,之後又從事酒店業。但無論怎麼忙,他對政治的關注度並沒有因為“流亡”而降低,他時刻關注台灣島內情勢。

  在美期間,徐照雄經歷了中美建交和美臺斷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不能回台灣,年輕的徐照雄開始把目光轉向祖國大陸。儘管自己和大陸從來沒有交集,但在他心裏,從小讀的教科書裏,大陸就是自己國家的一部分。在友人安排下,1974年,徐照雄帶著某種説不清的期待從美國來到祖國大陸,但很快又返回了美國。徐照雄説,當時大陸“文革”正處在如火如荼的階段,到處都亂哄哄的,他不知道在大陸能幹些什麼。

  隨著台灣當局解除黨禁、報禁,引入西方制度,1986年民進黨宣佈成立,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當局宣佈廢除實行了38年的“戒嚴令”。1990年,台灣有關部門也廢除了那份被禁止返臺的“黑名單”。知道的那一刻,徐照雄哭了,當年他處理了美國生意,帶著家眷返回了闊別20年的家鄉台南縣。

  回到台灣的徐照雄,一想到因國民黨迫害而背井離鄉20年,對國民黨的那種恨在內心燃起,加上民進黨一些人不斷做工作,1993年徐照雄加入民進黨陣營。

  一入民進黨,徐照雄便出錢、出力,甚至喊出“要推動台灣獨立”。在徐照雄看來,當時台灣反攻大陸已經不可能,而台灣經濟發展已經是“亞洲四小龍”之首,GDP佔到整個大陸GDP的40%左右。“既然不可能統一大陸,台灣和大陸之間,又是誰也管不到誰,那就乾脆獨立好了。”此時的徐照雄立場已經“綠化”,追求“台獨”成了他的理想目標。

  因為有過議員經歷,徐照雄懂得,民進黨要實現“台獨”,就一定要進入“立法院”、議會、各個公權力機關。但因為民進黨是誕生於草根階層的政黨,在各地基本缺乏組織機構,更沒有強大的資金支持,而台灣選戰打的就是“組織戰”和“資金戰”。為了全力支持民進黨,徐照雄自己出錢,籌備成立民進黨首個在台南縣最大的基層黨部———永康市黨部,該黨部在當時民進黨還沒壯大的情況下,居然擁有黨員1000多人。

  徐照雄有打選戰的經驗,為了推動“台獨”,他在台南縣永康黨部4年主委任內,將自己政治經驗,用在對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立委”和縣長改選、縣議員和市長改選的輔選過程中。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時,他為陳水扁輔選,結果陳水扁僅在永康地區就取得5萬多張選票,成為全臺最大地區性票倉。除了陳水扁外,徐照雄還先後輔選了民進黨提名“立委”,讓一大批“台獨”分子進入台灣公權力機關。

  而在基層,徐照雄又為陳水扁前助理蘇煥智選台南縣長輔選,最終蘇煥智在永康也獲得高票,進而當選台南縣長。此後他又為議員輔選,將民進黨提名的台南縣議員候選人陳秋萍、林宜瑾、黃偉哲送入議會,為蘇智煥保駕護航。可以説,徐照雄在培養和助力“台獨”勢力發展上曾不遺餘力。

  ■反對“去中國化”,他與“台獨”分道揚鑣

  2007年,因陳水扁連任以來任用了大量貪腐官員,甚至很多人肆意破壞“法紀”,引起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組織的百萬“紅衫軍”討伐。加上陳水扁第二任上臺後大肆修改教科書,搞“去中國化”,將台灣人與中國人分離,這引起了徐照雄的不滿。

  在當時的徐照雄心裏,自己雖然支持台灣“獨立”,但是他心裏的“獨立國家”不是陳水扁和今天蔡英文追求的建立“台灣共和國”。他心裏的國家還叫“中國”,只是不再包含大陸地區的“中國”,其實質就是李登輝的“兩國論”。“當時我的心裏絕對不能接受自己不是中國人這個概念。”徐照雄説,自祖上從福建來到台灣,從自己在台灣上學到被迫“流亡”美國,然後再回到台灣,沒有一天他會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也因此,他與民進黨反目。

  2006年在受到“台聯黨”邀請下,徐照雄離開了民進黨,成為“台聯黨”台南市主委,並任“李登輝之友會”台南總會長。

  加入“台聯黨”之前,徐照雄原以為該黨是李登輝創辦的,其在“國家認同”上奉行的是不含大陸在內的“中華民國”。“因為在兩岸沒有統一之前,多數台灣人還拿著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這一點在情感上至少還説得過去。”徐照雄説,然而,加入“台聯黨”不久,他發現該黨其實和民進黨是一丘之貉,他們也要割裂台灣的中華民族歷史。於是,2010年他退出了“台聯黨”,並於次年組建了中華聯合黨。

  徐照雄説,自己當初熱衷於政治運動,和大多數台灣人一樣,就是渴望自由和民主。“這一點和大陸人民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原因相同。”徐照雄説,即便自己當初支持“台獨”,但也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台灣真的要“獨立”了,自己就不是中國人了。徐照雄説,無論兩岸關係如何變化,台灣絕大多數人的內心深處都難以接受和認同改變自己“中國人”身份,因為這是祖輩留下的烙印,每一代人都會繼承。

  ■從主張“獨”到支持“統”,什麼改變了他?

  離開“台聯黨”,除了不認同它與民進黨在國族認同上一樣的“去中國化”外,其實還與2010年徐照雄一次廣州之行有關。

  那一年,兩岸已經恢復了制度化協商,大交流和開放大幕已經拉開。但對於台灣島內而言,尤其是“台獨”陣營來説,“反陸”“恐陸”情緒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加。此時對民進黨和“台聯黨”已經産生反感,但還是“台聯黨”重要成員的徐照雄,在一位台商朋友鼓勵下,帶著忐忑的心情“偷偷摸摸”地踏上赴陸考察之旅。

  為了謹慎起見,他先從台灣到了澳門,考察回歸後的澳門發展,又從澳門去了廣州。在廣州,徐照雄用了幾天時間,以一個老財經碩士的學識修養和曾經商人的眼光,觀察廣州、細品大陸。所到之處,他被大陸的發展折服,而1974年大陸留給他的“亂哄哄”和當時極度落後的印象一掃而光。

  那一次,他跑了半個廣東省,還坐上了大陸的動車。

  “我看到了廣東速度,廣州建設,不要説台灣,即便是美國、日本也有很多方面也趕不上。”徐照雄説,那一次他放棄了幾十年追求“獨”的理念,而“統”則佔據了他的思想。

  幾十年追求的“獨”,如何能在一次短短考察後迅速轉變成“統”?

  徐照雄的解釋是,從1990年被允許回到台灣,他看到台灣當時的發展充滿活力和生機,無論島內工業發展,還是縣市鄉鎮的市政建設,一點都不比美國、日本差。“但1990年後的20年間,尤其是2000年台灣引入西方選舉制度後,島內出現首次政黨輪替,國、民兩黨輪流坐莊,從此政黨惡鬥不斷,台灣社會陷入藍綠紛爭,整個社會陷入停滯,我一生追求的所謂民主被民粹取代。”徐照雄説,而反觀澳門,在回歸後,經濟成倍增長,市民收入翻了好幾倍。

  “我不是學政治學的,但我結合廣州、澳門發展,再回想台灣發展時期(1970到1995年左右),發現都有一個規律:無論大陸還是台灣,最好的發展階段好像都與一黨執政有關。”徐照雄説,自己奮鬥了一生,內心深處確實認為自己在為爭取民主而奮鬥,但再回過頭來審視一下,卻又在心裏産生一個存在了很久的疑問——為什麼西方多黨制的民主下,很少有哪個國家可以走出政黨惡鬥的怪圈?

  徐照雄説,自己在美國生活了20年,去的時候全美基礎設施什麼樣,到今天去還是什麼樣,沒有改變;美國很多鄉村道路和城市建設都是上個世紀早期建設的,一些地方破破爛爛,但就是沒有哪一任總統可以去改變。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們的政黨制度造成的。徐照雄説,在多黨制國家,所有重要決策要由國會來定,而國會恰恰就是政黨惡鬥的殿堂,多黨制早期形態是在野黨監督執政黨。但最近幾十年來,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西方國家,卻出現一個怪現象———為了政黨利益,這些國家的在野黨,往往不願看到執政黨幹得好、幹得順,所以在野黨變就成了反對黨,這樣的黨爭結果就是國家發展往往受到拖累。“很多去過美國的人,都能看到,作為世界第一大國的美國,其基礎設施,如高鐵路網、高速公路建設,絕對沒法和今天的中國大陸比。”

  在徐照雄看來,中美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差距,源於政黨制度差異因素。

  徐照雄認為,大陸發展之快,社會之穩,應該是大陸政黨制度優勢的原因。“大陸沒有走西方多黨制之路,而是選擇中國共産黨一黨執政,但同時又建立了有自己特有的政黨制度——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徐照雄説,這樣的新型政黨制度,可以保證大陸在重大事項決策上,不會出現像西方國家那樣政黨間掣肘,同時又通過政治協商保障決策的科學性和民意的廣泛性。

  “這樣的新型政黨制度,體現在決策中的一個特色,就是能夠保障大陸在重大項目上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徐照雄説,2010年的廣州之行他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説,無論神舟飛天,還是改裝製造第一艘航母,也不管是讓世界驚嘆的“南水北調”,還是青藏鐵路等,都體現了大陸制度優勢造就今天的中國速度、中國道路。

  “而反觀台灣地區,近20年停滯不前,我的總結就一點:因所謂的民主出了問題,政黨惡鬥拖累了發展。而回望澳門,回歸前其實經濟不發達,經濟發展靠單一博彩,但今天卻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發展了包括文化在內的多元産業,也因此造就了其GDP增長速度排在世界前列。”

  “那次廣州之行,看著現代化工業星羅密布,一棟棟摩天大樓拔地而起,各國客商穿梭于廣州深圳間,那一刻讓我感覺到,‘台獨’就是一個科幻故事,甚至連夢都不是。我覺得自己追求的那個‘台獨’理想夢碎了,開始了自己的反思。”徐照雄説,隨著中國經濟科技軍事等發展,在國際上,中國崛起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中國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共識。看看大陸再回過頭來看台灣,他感嘆,台灣根本沒有“獨立”的本錢、條件;“台獨”口號,只是被投機政客所利用的選舉口號罷了,如果再堅持“台獨”,台灣只能走進一條走不通的死衚同。

  “‘獨立’就意味著戰爭,這一點大陸不願意看到,台灣內部絕大多數人更不願意看到,所以未來台灣選項只有一個——統一。”徐照雄説,既然這樣,反正兩岸早晚要統一,晚統不如早統。早統一不僅能體面一點爭取更多政策,台灣還能搭上大陸發展快車;晚統一就是被動統一,不僅喪失發展機會,弄不好是吃了苦頭後求著大陸統一。在形式上,他贊成“一國兩制”,這樣台灣人可以保留他們已經形成的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統一後台灣也就不用再花冤枉錢買武器了。

  徐照雄説,這次廣州之行,違背了“台聯黨”兩岸政策,台聯黨中央打算處分他。不過,沒等“台聯黨”處分,他主動辭職,並很快成立了中華聯合黨,該黨宗旨就是促進統一。

  ■當前最急迫工作就是喚起民眾反“獨”促統

  廣州之行後的近10年來,徐照雄在兩岸關繫上只做兩件事:一是自費組織台灣中南部地區民進黨的“鐵桿”支持者到大陸各地參訪;二是串聯島內統派政黨和團體,共同遏制“台獨”,並在島內宣傳國家統一和“一國兩制”的好處。

  自2011年起,徐照雄已經先後完全自費組織14批大約500余位南台灣地區民眾來大陸參訪。“因為都是民進黨和‘台獨’的鐵桿支持者,所以很多人一開始不願意去。”談起第一次組織參訪大陸時的情景,徐照雄用了“費勁”來形容,“負擔他們每個人全程機票、住宿、餐飲等費用還不是難事,最難的是思想動員。”

  徐照雄説,對於那些一開始不願來大陸參訪的朋友,他抱著同理心去理解———畢竟在台灣,他們自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國民黨的醜化大陸和“反共”教育,絕大多數沒來過大陸的台灣民眾都或多或少存在“恐共”“恐中”心理,加上有民進黨的組織壓力,所以每次組織參訪都需要做大量工作。

  但令徐照雄欣慰的是,在他組織的十幾次參訪團近500人中,有近百位後來又自己來過大陸;還有些人因為經濟原因或者身體原因沒再來過大陸,但他們動員了親戚朋友到大陸看看,這其中就有徐照雄的一位許姓友人。該許姓友人原來是個堅定的“台獨”支持者,曾經説過“到死都不會去大陸”,但來了大陸一趟之後,他居然主動動員他的外甥女和侄子到大陸讀書。

  “對臺工作不能急,要做思想工作。”徐照雄告訴人民政協報記者,雖然南台灣地區是“台獨”大本營,但我們還要看到,南台灣的人幾乎全部來自大陸,在他們心裏形成的“台獨”理念不是他們原生的,是類似像剛剛去世的“台獨”大佬史明等那些從日本回來的人,在上個世紀90年代,抓住當時台灣中南部地區農民見識少、電視沒普及,以及南台灣地區居住的都是明清時期從大陸過來的福建和廣東人,他們因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而對祖國存在怨恨的特點,在廣大南台灣地區大規模設置非法的地下電臺,鼓吹“台獨”,最終將“台獨”理念深耕基層。

  因此,徐照雄認為,解決台灣問題,首要的是解開台灣同胞的心結,而解開心結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彼此往來:讓那些對大陸陌生“恐陸”“恐共”的人多去大陸看看,看看大陸社會發展,感受大陸政治經經濟科技成就,增強他們民族自豪感。通過親眼所見揭穿那些“台獨”分子散播的謊言。

  徐照雄組織民進黨基層黨員和民進黨支持者赴大陸參訪,自然也引起民進黨和蔡英文當局的干涉。民進黨先是託人捎話,讓他節制一點;緊接著便是社會人士威脅,尤其是不斷滋擾破壞豎立在中華聯合黨黨部上方的五星紅旗。對於民進黨當局的各種威脅,徐照雄説,在中國的土地上升自己國家國旗天經地義;在台灣喚起民眾認清“台獨”給台灣帶來的危害,統一給台灣帶去的好處,這是為台灣好,為大家好,哪來的安全危害?

  “現階段,台灣老百姓迫切關注的是民生議題,迫切需要的是安居樂業、生活平安、經濟繁榮、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徐照雄説,台灣二度政黨輪替,民進黨再度執政,蔡英文執政3年多來,讓台灣在國際的處境更為困窘、艱辛;島內則百業蕭條,經濟、民生雪上加霜,生活絲毫未見改善,生活水準未見提高。甚至由於兩岸關繫緊張惡化,陸客赴臺旅遊驟減,台灣觀光旅遊相關産業,遭受全面性衝擊,旅行社、遊覽巴士、飯店業、餐飲業、商圈等連鎖倒閉潮,哀鴻遍野,從業人員失去就業機會,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此外,徐照雄也提醒,截至目前,大多數的台灣人依然不了解大陸、不了解中共,而要改變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正向、正思維觀感,應可以透過包括求學、就業、創業、投資、事業經營等各式各樣惠臺管道、政策,去做加強正確資訊的宣傳,“唯有讓台灣人民真正知道、直接感受到兩岸統一的各種好處,台海兩岸的和平統一目標才能指日可待,就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歷史的統一大業。”

編輯:張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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