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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高校青年教師逾八成自認處於社會中下層
www.hellotw.com    日期:2012年09月14日 07:03    來源:中國青年報   字號:  
 

彭鋒(化名)今年33歲,國內名牌大學文科博士畢業,目前在北京某重點高校任講師。他每週教8個課時,與名教授一起承擔了兩項科研課題,沒有行政職務。

彭鋒很忙,他計劃3年內發表6篇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論文,拿到副教授職稱。為此,他把大半的時間分給了科研,其中不少又“耗在寫標書、跑關係、找發票報銷上”。

彭鋒已婚,他每年貢獻給家庭的工資大約4萬元,另有兩萬元的工資外收入是課題經費“貼補”的。儘管高校教師這份工作穩定且“聽起來很好”,但彭鋒在從政或經商的朋友面前沒多少自信。彭鋒被大家稱作知識分子,但他和同事們有時自嘲為“知識工人”,或“工蜂”族——光鮮外表下“鴨梨山大”(即壓力很大——記者注),是單位的業務主力但收穫有限,多數忙碌于金字塔底端,僅少數人能拼到上層,才“有資本做真正感興趣的事”。

這是廉思研究團隊為“70後”、“80後”高校教師畫的一張像。

統計顯示,我國高校40歲以下青年教師人數目前已超過86萬,佔全國高校專職教師總數的63.3%。由廉思領銜的30人研究團隊歷時一年有餘,在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廣州5個城市,對供職于包括985、211、普通高校、大專院校和成人/民辦高校在內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師,進行了第一次全國範圍內的抽樣問卷調查,結合深度訪談、焦點小組討論和參與式觀察等調查方法,完成了《工蜂——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

72.3%感到“壓力大”

科研任務重是最大壓力源

彭鋒每天都覺得自己“在跟時間賽跑”。

他工作日的時間表通常是:上午讀書、查資料,帶幾個學生做調研,撰寫由老教授或系主任“挂帥”的課題報告;下午到學校教兩個半小時的課,再找財務“弄1個小時的報銷”。雙休日裏,除了外出參加學術會議外,他給自己定了個“文獻翻譯計劃”,為爭取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蒐集素材。

調查報告顯示,作為近九成擁有博士學位的高知群體,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壓人群。72.3%的受訪者直言“壓力大”,其中更有36.3%的人認為“壓力非常大”。

壓力主要來自3個方面——科研任務重、教學任務多和經濟收入少。“科研任務是最大壓力源。”廉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調查發現,由於絕大多數高校把職稱和職務晉陞與發表論文數、出版專著數、申請課題數等‘量化指標’直接挂鉤,78.1%的‘工蜂’認為,自己從事科研的時間‘不夠用’,甚至‘很不夠用’。”

“非升即走”的潛規則更加劇了彭鋒的緊迫感。“很多人把大學老師工作視作‘鐵飯碗’,但對很多年輕老師來説,一個潛規則是:5年內不能從講師升到副教授,你在這個學校的教書生涯就基本結束了。”

升副教授的依據當然是指標完成情況。但報告顯示,高校“工蜂”族完成指標的狀況並不樂觀。

近3年來,20.5%的文科“工蜂”沒有在CSSCI上發表過論文,92.5%的理科“工蜂”沒有在SCI(科學引文索引)上發表過論文,85.5%的工科“工蜂”沒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發表過論文。沒有獨立著作的“工蜂”佔83.2%。

彭鋒工作快5年了,身邊近2/3的同齡教師是講師職稱,只有約1/4是副教授職稱,“40歲以下的教授幾乎看不到”。

“時代習慣了‘贏者通吃’,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彭鋒坦言,職稱低讓“工蜂”們感到掣肘頗多,“副教授不能擔綱重大課題,即使他是實際研究的主力。科研經費和學術資源也都向學界‘精英’和‘大腕’靠攏。”報告也顯示,80.6%的“工蜂”沒有主持過國家級課題項目,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項目經費不足5萬元,61.6%的人沒有拿到過學校的研究資助。

彭鋒有自己的研究興趣,但他目前的研究和生活都圍繞著“馬上升副教授,40歲以前升教授”進行。為了成為“蜂巢”上層的“贏者”,他必須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有時也不得不搞關係,甚至花錢買版面。

“調查顯示,沒有‘工蜂’認為影響論文發表的因素僅僅是質量,有超過2/3的人認為,人際關係與職稱會對論文發表産生重要影響。”廉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這些與你的身份、收入、尊嚴全部連在一起時,不少年輕的‘工蜂’只能低下高貴的頭顱,在學科專業標準的規訓下,生産高度專業化的知識産品,以步步追逐那個唯一的成功標準——擁有更高的文化資本和成為專業權威。”

近七成每月難有結余

14.2%主要靠兼職養家

“‘大學老師’的名頭提起來能贏得同輩尊敬,但説起經濟收入,囊中羞澀的時候多。”彭鋒説。調查報告佐證了這一點。

“調查顯示,僅有13.4%的受訪者是由於‘收入高’而選擇當老師的,64.6%的‘工蜂’認為‘穩定性高’是當前工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62.1%則是由於‘名聲好’。”廉思分析,雖然擁有較多的無形資本,但“工蜂”族的整體收入偏低,平均一年不足5萬元,只有10%的“工蜂”能突破7萬元。

2006年,北大教授阿憶曾在博客上“曬收入”,提到工資收入不足以支撐日常開支。工作的第3年,彭鋒也曾對比過“智力密集型行業”的工資單。他發現,金融業2010年的年人均工資是8萬多元,計算機和軟體業近7萬元。“我們排在第三位,5.7萬元。但除去名教授、學科帶頭人的收入,很多青年老師達不到這個水平。”

彭鋒不是沒有“外塊”。但調查顯示,七成“工蜂”的收入來源主要還是工資,五成人的年均“工資外收入”不足兩萬元。

報告指出:“相比一些行業收入水平近年來的迅速提高,高校教師的相對經濟地位近年來不升反降。因此,適當提高高校青年教師待遇,為其建立基本生活保障體系是一項緊迫工作。”

“高校‘工蜂’族剛入職不久,工資和職稱相對較低,申請課題經費難度較大,而結婚、買房、買車、子女升學、贍養老人等經濟壓力又集中涌現,以致不少人不得不從事各種兼職,以代課、培訓、承攬項目等‘貼補家用’,甚至有14.2%受訪者以兼職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廉思進一步向記者分析。

由於有房貸壓力,彭鋒和妻子的收入每月加起來剛好“收支平衡”,有時略亮“紅燈”。

而調查報告顯示,彭鋒的情況不在少數,每月能有經濟結余的“工蜂”只佔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工蜂”在工作的前幾年內,經濟上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缺乏一份體面的收入,知識分子只能‘為稻粱謀’。”彭鋒坦言,由於其兼職承接的課題研究耗時不少,儘管家裏有600本藏書,他近一年除專業書外,已很少有時間“精緻地閱讀”。部分“工蜂”族在調查中坦言“兼職影響了備課”,為貼補收入,對各種課題經費也“節衣縮食”,“該用的不捨得用,應該開的會不捨得開”。

“在一次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的對話中,他針對‘工蜂’族表示,大學裏做學問非要有‘閒暇’不可,古人説‘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閒暇不為也’。”廉思告訴記者,“但當不少教書育人者必須為世俗勞碌時,我們擔心青年知識分子正由‘精神貴族’淪為‘知識工人’,並把這種焦慮傳給下一代。”

84.5%認為自己處於社會中下層

無論從哪方面硬體條件來看,“工蜂”族都不算“屌絲”:高學歷,工作穩定,83.7%受訪者擁有本地城鎮戶口,八成有住房公積金,五成以上有醫療和養老保險。加上社會名望,高校“工蜂”族應屬“憑藉學歷資本而上升”的中産階級。但調查報告顯示,這個人群的自我認知卻在“下行”。

對於“如何認知自身社會地位”,5138位受訪高校青年教師中,84.5%認為自己處於社會中層及中層以下,其中,36%認為自己屬於“中下層”,13.7%認為自己處於“底層”,僅有14.1%認為自己處於“中上層”,0.8%認為自己處於“上層”,另有0.6%的受訪者未回答此問題。

報告分析指出:“整個社會的價值系統變了,權力和金錢取代知識與道德成為評價核心指標,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壓抑的重要背景。知識分子的整體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邊緣化。”

北京師範大學某房地産領域教授日前宣稱,若學生在40歲時還沒賺到4000萬元就別來見他。在廉思看來,此番言論中知識與金錢孰輕孰重的糾葛,正是上述變化的一個典型概括。

高校內部的資源配置不均,論資排輩現象嚴重,“官本位色彩濃”,有時也令彭鋒産生“失落感”。

報告顯示,過半數(54.0%)受訪“工蜂”有類似感受。“不同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脫穎而出’的概率不一樣。目前,整個社會的學術、思想、文化等處於‘平臺期’——大致路徑及規模已經形成——年輕人的出頭比‘變革期’要困難很多。”陳平原教授對廉思研究團隊這樣分析“工蜂”族的上升不易。

報告還顯示,“下行感”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高校青年教師群體的角色定位和社會責任感。

調查發現,在部分考慮過轉行的“工蜂”中,22.8%的理想是公務員,想從事企業管理或金融行從的也分別有兩成左右。

此外,在判斷自己是否優秀的標準上,有45.6%的受訪“工蜂”認為同行認可是首要標準,其次是獲得政府認可,僅有23.4%的人把“獲得社會認可”作為評判標準,這也令研究者感到擔憂。“由於關乎基本利益的評審與晉陞均由‘同行’或‘政府有關部門’決定,因此‘工蜂’族在思考問題時,會更多選擇站在學術立場和政府立場,很難做到‘為大眾思考’了。”廉思在報告中寫道。

彭鋒至今記得,在自己讀書時,他的老師曾告訴他:“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要能為國家擔綱,也為後輩的成長贏得時間、空間和方向感。”但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在在校園裏,無論教師還是學生,都行色匆匆,像“工蜂”一樣,為找一份好工作,有一個好家庭,過自己的好日子而奔忙。

“當知識分子的眼界、旨趣和情懷,都縮到與時代精神沒有關係時,時代精神在哪安放?”這是彭鋒忙碌之餘,經常涌上心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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