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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白皮書引國內外關注 權威人士解讀
www.hellotw.com    日期:2012年10月11日 10:05    來源:法制日報   字號:  
 

  在保障人權方面,訊問犯罪嫌疑人制度是這幾年來檢察院工作機制改革中很突出、很重要的一個亮點。

  ——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改辦主任張智輝

  寬嚴相濟背後不但是以往行使司法改革的指導思想和貫穿的紅線,也將是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國家的司法改革乃至整個刑事法治改革應該堅持貫徹的方針。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趙秉志

  量刑規範化應當被視為刑事司法制度革命性的變化。量刑規範化從2007年在全國開始試行,最初選了100家法院,然後逐步擴大、論證。新修改的刑訴法確認了我們的這項改革成果。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辦副主任蔣惠嶺

  執法規範化真正使我們的司法工作走向了法治化的軌道,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

  規範執法是公安工作的基本要求。2008年以來,公安部針對執法環境的變化,部署開展了執法規範化建設,並將此作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強力予以推進。

  ——公安部司改辦主任、法制局局長孫茂利

  在過去幾年裏,加強權力監督制約一再被中央高層提及,並被列為司法改革的重點。這是對長期以來我國實踐中存在的一系列權力行使不規範現象的有力回應,是對權力根本屬性以及司法權運行規律的深刻認識與把握,是在新形勢下深入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的基本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重要內容。

  ——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宋英輝

  我國首部司法改革白皮書近日正式亮相,1.8萬字的篇幅記載了我國司法改革的堅實步伐和豐碩成果。

  在10月9日的《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新聞發佈會上,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姜偉表示,我國的司法改革重點圍繞強化人權的法治保障、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加強司法隊伍建設等方面,著力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司法改革白皮書的發表,在國內外引起強烈關注。那麼,《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都有哪些亮點?《法制日報》記者採訪了公檢法司相關負責人及國內權威專家。

  人權的保障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貫徹和體現的重要方面。而落實寬嚴相濟必然會促進司法的公平正義,公平正義無疑是司法改革的核心所在

  2004年頒布的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對此,白皮書指出,加強人權保障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標。

  對此,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宋英輝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説,加強人權保障一直是中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標。中國的立法機關2004年頒布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總則,作為刑事訴訟法的重要任務,從而人權保障作為一項帶有根本性的刑事訴訟原則有了憲法和法律上的依據。

  “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在很多方面都體現了對人權保障的重視,努力把司法領域的人權保障落到實處。進一步強化人權保障,需要確立無罪推定理念,落實刑訴法有關人權保障的規定,杜絕刑訊逼供,嚴格非法證據排除,完善權利救濟機制,嚴格規範公權力的行使,完善國家賠償制度,建立對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宋英輝説。

  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改辦主任張智輝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説,在保障人權方面,訊問犯罪嫌疑人制度是這幾年來檢察院工作機制改革中很突出、很重要的一個亮點。

  據介紹,2005年之前,有些地方檢察院就在嘗試訊問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工作。同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正式下發了《人民檢察院訊問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

  “刑訊逼供曾與超期羈押、律師會見難被共同視為我國訴訟三大頑症。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部署,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從2006年開始分步驟進行,沿海地區、東部地區、省會城市先行啟動,逐漸再向中、西部推廣。”張智輝説,“這項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減少了社會公眾對檢察機關刑訊逼供的質疑。”

  白皮書還指出,中國保留死刑,但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中國刑法規定死刑只適用於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並規定了嚴格的適用標準。2011年頒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佔死刑罪名總數的19.1%,規定對審判時已年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一般不適用死刑,並建立死刑緩期執行限制減刑制度,為逐步減少死刑適用創造法律和制度條件。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趙秉志認為,就刑事法治來説,應該是近年來司法改革的一個重點。在刑事法治改革中,可以説是貫徹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我們黨和國家近年來在對原有的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的繼承與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完善而提出來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最重要的不是在實踐中該寬則寬,該嚴則嚴,而是在於它的寬嚴如何相互配合,即怎樣以寬濟嚴,以嚴濟寬,這才是實踐中的難點和重點。對嚴重的犯罪即使犯了死罪,如果犯罪案件和犯罪人有從寬因素也還要刀下留人還要判死緩,或者無期徒刑或者長期徒刑,這就是説要嚴中有寬。還有對嚴重犯罪包括恐怖犯罪、黑社會惡性犯罪,對於一些犯罪人比如是從犯,或者個人有特殊情況的人,也要依法合理地適當予以考慮。所以,怎樣以寬濟嚴、以嚴濟寬是司法中的難點和重點。”趙秉志説,白皮書儘管沒有專門的章節論述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但其基本思想是貫穿始終的。

  趙秉志認為,一方面司法改革白皮書講到要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社會公平正義在司法上的一個體現就是司法裁決要公平正義。首先這是寬嚴相濟的一個要求和體現,因為在刑事司法中貫徹寬嚴相濟,以重罪重判、輕罪輕判為基礎,並依法合理地進行嚴中有寬、寬中有嚴、寬嚴相濟的調整,這樣配合好了,這樣的司法裁決就符合罪刑相適應的原則,符合犯罪輕重和犯罪人的情況,這樣的公正合理的判決就能夠促進司法的公平正義。因此,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就必然會促進司法的公平正義,進而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對於白皮書中關於司法公正的章節,趙秉志認為,司法判決的公平公正合理,正是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結果。

  “寬嚴相濟背後不但是以往行使司法改革的指導思想和貫穿的紅線,也將是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國家的司法改革乃至整個刑事法治改革應該堅持貫徹的方針。”趙秉志説。

  量刑規範化應當被視為刑事司法制度重大變化。我國量刑幅度規定的相對性比較大,如果缺乏相應制約,這個裁量權有可能被誤用,有可能影響法院裁判的公正效果

  在刑事司法改革中,還有一項極為受人關注的工作,那就是量刑規範化。

  白皮書指出,為了規範量刑活動,最高人民法院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和《關於規範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明確量刑步驟,細分法定刑幅度,明確量刑情節的量化標準。對於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依法提出量刑建議,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見。在法庭審理中,建立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人民法院在刑事裁判文書中説明量刑理由。這些改革進一步規範了量刑裁判權,保障了量刑活動的公開與公正。

  “在我看來,量刑規範化應當被視為刑事司法制度革命性的變化。”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辦副主任蔣惠嶺對《法制日報》記者説,我國量刑幅度規定的相對性比較大,具體犯罪情節權重相對比較薄。如法律規定“情節嚴重的”這五個字,在法官的把握中會形成很大的裁量空間,儘管法官裁量權是必要的,但如果缺乏相應制約,這個裁量權有可能被誤用,有可能影響法院裁判的公正效果。

  據蔣惠嶺介紹,在人民法院推行量刑規範化之前,中國刑事審判對於量刑問題在庭審中涉及得非常少,沒有給被告人、律師、檢察官設立一個獨立的程序階段,以便各方專門就量刑進行事實舉證和辯論,這使得量刑合理性在程序保障上有所欠缺。改革後量刑程序,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量刑階段,就量刑進行事實舉證和辯論,這樣就能保證被告人一件件來辯論,就社會危害性等進行辯論。

  “我國百分之八九十刑事案件都是作有罪辯護的案件,都是被告人認罪的案件。被告人認罪後,他最關心的是自己會不會判死刑、無期徒刑,勢必會預判自己要在監獄裏呆多長時間,能不能判緩刑。以前缺乏這一程序。改革後,人民法院將通過審慎調研,通過對各種情節的衡量,將實體方面原來一些情節模糊、權重不太清晰的情況確定其權重,在基準型的基礎上科學設定增減比例,以便直接把情節換算成刑期。同時,還注意到給辦案法官一定的調整權。量刑規範化從2007年在全國試行開始試行,最初選了100家法院,然後逐步擴大、論證。新修改的刑訴法確認了我們的這項改革成果。”蔣惠嶺説。

  今年5月,司法部頒佈施行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規定,明確辦案規範和服務標準,進一步簡化了申請手續,更大範圍地滿足了人民群眾的法律服務需求,到今年6月,已經有24個省區市進一步擴大了法律援助的範圍

  在白皮書中,一組十分醒目的數據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各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確定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具體標準和範圍,並將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與落實法律援助、社會保障等相關制度相銜接,完善了刑事被害人權益保障體系。2009年至2011年,司法機關共向25996名刑事被害人發放救助金3.5億余元人民幣,提供法律援助11593件。

  據司法部有關負責人向記者介紹,到今年6月,已經有24個省區市進一步擴大了法律援助的範圍,有18個省區市對經濟困難標準進行了調整,一般都調整到低保標準的1.5倍到兩倍。今年5月,司法部頒佈施行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規定,明確辦案規範和服務標準,進一步簡化了申請手續,所以,通過改革,更大範圍地滿足了人民群眾的法律服務需求。

  據介紹,我國近年來的法律援助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大亮點:

  調整法律援助“三項標準”。2008年,全國法律援助經濟困難標準、法律援助事項補充範圍、辦案補貼標準制定工作基本完成。

  大力推動法律援助“三個納入”。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需要,積極推動把法律援助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整體規劃,把法律援助納入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把法律援助經費納入同級政府財政預算,建立法律援助保障體制。

  切實加強法律援助管理。根據國務院2008年“三定方案”,司法部增設法律援助工作指導司,明確了監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的職能。

  另據介紹,隨著近年來司法改革的深入,法律援助覆蓋面進一步擴大,法律援助經費保障能力進一步加強,確保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開展,更大範圍地滿足了群眾的法律服務需求。2011年,全國法律援助經費總額12.71億元,其中財政撥款12.61億元,是2007年的2.4倍。全國已有90.6%的地方將法律援助業務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地方同級財政共計撥付法律援助經費8.39億元。山東、湖北、青海等10個省份法律援助業務經費全部納入地方財政預算。中央補助地方法律援助辦案專款由2007年的6000萬元增至2011年的2億元。2009年中央財政設立的專項用於農民工、殘疾人、老年人、婦女家庭權益保障和未成年人五個方面的法律援助專項彩票公益金,2011年增至1億元。2011年,廣東、重慶等20多個省(區、市)設立了省級法律援助專項資金,總額達8000余萬元。一些地方還設立了農民工專項資金和死刑二審專項資金。

  加強權力監督制約被列為司法改革的重點,是在新形勢下深入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的基本要求

  對於司法改革的另一大亮點,白皮書明確提出:面對社會矛盾多發、案件數量大、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的狀況,中國司法機關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全面推進司法公開,讓司法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在社會各界的有效監督下公開、公平、公正地行使。

  “讓司法在陽光下運行”,這樣一句簡單的話語卻包含著大量的工作。

  “河南趙作海案、湖北佘祥林案……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國司法實踐中出現的一些不良現象,一方面削弱了司法的權威與公信力,另一方面嚴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在社會上造成了較壞的負面影響。”宋英輝向記者表示。

  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在過去幾年裏,加強權力監督制約一再被中央高層提及,並被列為司法改革的重點。宋英輝認為,這是對長期以來我國實踐中存在的一系列權力行使不規範現象的有力回應,是對權力根本屬性以及司法權運行規律的深刻認識與把握,是在新形勢下深入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的基本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重要內容。

  在白皮書中,大量的內容指向了“加強權力監督制約”這一改革精神。

  “首先是以權力制約權力,突出權力分配,避免權力過於集中,規範執法行為。”宋英輝解釋,這又包括兩種方式:一是同一機關內部的權力制約。如法院實行立案、審判、執行分立,立案、審判和執行分別由不同的機構負責等。二是不同機關之間的權力制約。如檢察機關對在押人員羈押必要性的審查制度;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立案和偵查活動、法院審判活動、刑罰執行和監管活動的法律監督,以及檢察機關對司法工作人員瀆職行為的監督。

  宋英輝認為,儘管白皮書中列出了我國在加強權力制約上取得的種種成績,但並不意味著這是一項簡單的工作。

  “主要難點在於如何實現權力的合理配置,不同機關權力之間的分工合作,以及實現權力行使與權利實現之間的良好互動,確保權力在法制框架下公開透明、規範合法的運作。”宋英輝説。

  他認為,在下一步的改革中,要進一步理清司法權與黨政機關、人大權力、社會監督之間的關係,既做到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制約,同時又不致影響司法權的依法獨立行使;進一步合理配置司法權,理順公檢法司四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關係,保證辦案質量和維護人權;進一步研究和改革對檢察權進行監督的方式,檢察機關作為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如何對其權力行使進行監督也是一個重要問題;進一步改革同一機關內設部門權力劃分的科學性、協調性,實現不同部門的合理分工與合作。

  公安部司改辦主任、法制局局長孫茂利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近年來個別地方曝光的一些刑訊逼供案件,嚴重損害了公安機關的形象,影響了群眾對公安工作的滿意度。為防範和遏制刑訊逼供,公安機關從制度規範、工作機制、硬體建設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積極成效。

  “具體做法包括:結合執法規範化建設,完善執法程序規範,從制度上堵塞漏洞。大力規範執法辦案場所設置,在辦案區安裝視頻監控系統,與督察部門監督系統對接,對訊問過程實行實時監督;在押人員被提訊前後和提解出所及送返看守所時,嚴格實行體表檢查制度等等。這些措施有效地防止了刑訊逼供發生。”孫茂利説。

  對於權力的監督制約問題,張智輝認為,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五家聯合出臺的一個文件——《關於對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的瀆職行為加強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

  “這個規定之前,儘管人民檢察院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對三大訴訟進行法律監督,但三大訴訟法中都是原則性規定,至於具體哪種情況可以監督,哪種情形不能監督,要根據法律的具體規定。司法人員不作為、亂作為的現象一度很多,成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社會輿論詬病的熱點,折射出司法實踐中突出的、嚴重的現實問題,多年來,司法機關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最近這一輪司法改革時,各部門提出要對訴訟過程中的瀆職行為加強監督。經過反復討論,《關於對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的瀆職行為加強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這份文件旨在解決對訴訟活動中司法人員瀆職行為進行監督調查的依據問題。”張智輝説。

  這些年在司法改革過程中,相關部門圍繞司法規範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説公安機關,從上到下,從公安部到各個派出所,他們的執法是統一的執法規範標準

  執法規範化,一直是個引人關注的問題。

  對此,白皮書指出,我國不斷完善法律,防止和遏制個別司法人員在辦案過程中出現刑訊逼供等違法取證現象,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應當予以排除,並明確了非法證據排除的具體程序。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發現有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的,都應當予以排除。

  “‘躲貓貓’事件以後,整個社會都對看守所有很多看法。”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坦言。

  在司法白皮書中,規範司法行為被單列為一節。文中也開門見山提出,“由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司法人員司法能力存在差異、地方保護主義觀念尚未根除等原因,司法裁量權的行使不透明、司法行為不規範等現象依然存在。”

  “而司法系統的規範直接涉及到司法機關能否嚴格執法、規範執法的問題,涉及到法律的嚴肅性和嚴謹性的問題。”陳衛東告訴記者,正因為此,近年來推進規範化司法成為了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陳衛東介紹,執法規範化又與執法人員素質的提升是相輔相成的。“所以我們在白皮書中有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提升執法的水平,加強對執法人員業務水平的培訓以及職業道德的規範,這都和規範執法緊密相聯。”

  “這些年在司法改革過程中,各個司法機關都對司法規範進行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説公安機關,從上到下,從公安部到各個派出所,他們的執法是統一的執法規範標準,比如如何接待,如何受理、控告、投訴、報案,如何出警和接警、一個犯罪嫌疑人被帶到公安機關之後如何詢問,如何進行信息的提取和信息採集,以及如何採取強制措施等等,都是有一套非常嚴格的規範以及一個統一的流程。”陳衛東説。

  他接著介紹,“檢察機關、人民法院也是一樣。這裡特別要指出的是,為了加強這種嚴格執法,從最高檢到最高法,全國範圍內都推行了案件管理制度,設立專門的案管部門,這都是為了統一執法,規範執法。”

  而在陳衛東看來,所有司法機關中,看守所的標準化執法是從2009年以來變化最大的。“已經徹底從躲貓貓事件的陰影中走出來了,像軍營一樣,在押犯罪嫌疑人的管理非常有序,嚴格禁止犯人管理犯人。不僅加強檢察機關對住所的檢查監督,而且公安機關也進行嚴控。邀請社會各界參觀,邀請人民監督員,人大代表巡視,建立在押犯罪嫌疑人投訴保障機制,所以非常規範。”

  孫茂利也表示,針對社會關注的涉案人員非正常死亡、超期羈押等問題,近年來,公安機關積極推進看守所工作機制改革,加強看守所監督管理,提升了安全文明規範監管水平。

  孫茂利告訴記者,規範執法是公安工作的基本要求。長期以來,公安機關對規範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高度重視,出臺了一系列制度措施。2008年以來,公安部針對執法環境的變化,部署開展了執法規範化建設,並將此作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強力予以推進。

  “執法規範化真正使我們的司法工作走向了法治化的軌道,重要意義不言而喻。”陳衛東説。

  在推進執法規範化方面,檢察機關同樣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對此,張智輝提到了檢察機關“上提一級”的工作機制,這是指最高人民檢察院2009年9月2日印發文件推行一項制度的簡稱,這份文件全稱為《關於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的案件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逮捕的規定(試行)》。

  據張智輝介紹,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法學界和社會上針對檢察院自偵案件的批捕權質疑強烈。意見集中于“公安機關對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批准逮捕要由檢察院決定,你們檢察院對自偵案件的批准逮捕由誰來決定?”

  “最高人民檢察院自2003年開始,通過引入人民監督員制度來解決自偵案件的監督問題。但是,在批准逮捕這個環節上還是不好辦,於是提出由上級人民檢察院辦理,上級人民檢察院實行決定逮捕時其偵查權和逮捕權要分離,通過分離達到制約的目的。”張智輝説,事實上,下級檢察院向上級檢察院報請審查逮捕案件時,如果報請材料“不過硬”,不但會受到上級檢察院的批評,更會影響業務考評。

  鋻於我國近年來司法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此次白皮書的發表積極意義十分明顯。

  “這次中國司法改革白皮書的發表是我國法治建設的一件大事,是對近年來國家司法改革的基本情況和主要成就的概括和總結,也是今後司法改革和法治發展的基礎。”趙秉志説。(記者 杜曉 杜萌 范傳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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