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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傳志給年輕人的建議:比起過日子,更要奔日子

  改革開放的40年,是柳傳志實現人生價值的40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伴隨“科學的春天”,迎著改革開放的大潮,柳傳志“下海”了。但他並沒想到,自己選擇的電腦行業,讓他和聯想集團站在了潮頭。

  從1984年創立聯想,到與國外主要電腦品牌正面競爭,再到世界領先,柳傳志也在改革開放這一部大書裏面寫下了“聯想”自己的一頁。

  近些年,“聯想控股”做起了天使投資和風險投資,以“資金+經驗”的方式支持年輕人創業。

  他説,40年改革開放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波折,時至今日,國家仍在不斷地面對各種各樣的困難,但自己仍像當年一樣相信國家會有光明的未來。據新華社

  “40歲創業,感謝當時的大環境”

  新京報:1984年10月17日,中科院計算所同意你和幾位夥伴創辦公司的那天,你還記得是怎樣的場景嗎?

  柳傳志:在科學院工作本來應該是很榮耀的事情,但是周光召院長特別談到了,怎麼樣讓我們的科研成果變成産品,所以那時候科學院希望知識分子、科技人員能夠下海辦企業,就在這種號召下,1984年11月份,在傳達室那個小平房裏,我辦了企業。

  新京報:你那時40歲,面對創業,你覺得機會在哪?最大的困惑又是什麼?

  柳傳志:我1966年大學畢業,接著就是十年動蕩,這十年中,我整個人非常憋悶。現在的年輕創業者可能體會不到這種憋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因為現在想創業就創業。

  我在科學院做了13年磁記錄電路的研究,雖然也連續得過好幾個獎,但做完以後,就束之高閣了,沒有變成社會價值。只是到最後,1980年我們做了一個雙密度磁帶記錄器,送到陜西省一個飛機試飛研究所用了起來。我們心裏特別高興,但就在這時候,我們開始接觸國外的東西,發現自己所做的東西,和國外差得太遠。

  1984年,我整整40歲,終於有機會能出來辦公司,我就特別想試試,也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今天的人會想,一個40歲的人怎麼還創業呢,可那時候,我真沒覺得自己老。相反我倒是覺得恰逢其時,非常感謝當時的大環境。

  我們是從做貿易開始的,要靠貿易活命,把資金積累起來。而且那個時候大家什麼都不懂,什麼是市場、怎麼做營銷,根本不會,不把貿易做通了,再好的科研産品你也不知道怎樣賣;不把製造業搞精良了,好的科研産品的一些特點也會被製造業的粗糙掩蓋了。會做貿易以後,看問題才會有系統性和穿透力。

科技産業化的先行者柳傳志。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行動起來就真的不會焦慮了”

  新京報:聯想最初經歷過騙局,你能否講述一兩則印象最深的?可否描述一下當時的困境和之後的決策,以及這樣的“失敗”對你後期事業發展有哪些幫助?

  柳傳志:1987年,我們300萬元錢被深圳的一個進出口公司騙走了,當時這件事情把我急出病了,甚至拿板磚拍他的心都有。要知道當時我們全年的利潤才100多萬人民幣,多少人辛苦掙來的。

  這個錢追回來以後,我夜裏依然會被嚇醒,住到海軍醫院三個月才調整回來。

  説到困境,我們那時候辦公司,當時有很多地方政策是跟不上國家要走的路的。比如我們做漢卡收到了一張罰單,原因是定價過高,那時物價局規定售價必須在成本之上加20%。但是什麼是成本?只算具體的元器件這些硬體成本和人工工資的成本,而人的智慧成本則全不算。所以他就給我們開罰單,而且罰得還挺重。那時有些年輕同事建議“應該開個記者會,把罰款的事告訴天下。”後來我還是堅決沒這麼做。當年我的經驗就是最好讓領導了解你,你行得端做得正,這就是我保命的法寶。

  新京報:三十多年來,哪個時刻你覺得最艱難,是什麼支撐堅持下來的?你曾借用過一名企業家的話來形容創業的狀態——“永遠戰戰兢兢,永遠如履薄冰”,你覺得這是每個創業者都面臨的焦慮嗎,你是怎麼克服的?

  柳傳志:1993年前後,我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聯想集團在中國香港上市,我就把全部的力量放在這上頭。其實不應該,因為上市的意義也沒那麼大。而在那一年,恰恰是中國的IT行業發生劇烈變化的一年,那年開始外國品牌進來,一些本土品牌變得艱難,再加上我們內部爆發了比較激烈的矛盾,同時兩面應戰,讓我一下住到醫院裏面。身體好些之後,我就把醫院變成了一個指揮部,整個戰略就是在醫院裏完成。

  我感到焦慮的時候,就一個人靜思。把到底焦慮的是什麼東西弄清楚。這個思想的過程,其實是自我提高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過程。我早期辦公司的時候,老把公司要做什麼,當前是個什麼狀況,我們應該做什麼,講給大家。對外講,是我理清思路非常重要的一環。想清楚和講清楚還不一樣,你得先理清楚事兒是怎麼回事,然後再考慮怎麼講能叫別人信服。

  後來我發現了規律:在想不清楚的時候就交流,之後拉一個方案出來,即使想得不對我先做一做,做得不對我再調,一行動起來就真的不會焦慮了。

  “投資企業,解決就業,給社會帶來財富”

  新京報:2001年,你以令很多人出乎意料的方式將聯想集團分拆,成立聯想集團、神州數碼,同時進軍投資行業,作為實業起家又轉型投資行業的企業家,你怎麼看待資本與實業之間的關係?

  柳傳志:現在國家非常強調金融業要做好直接投資,支持實體經濟,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國家要格外重視這些做直接投資的投資者,他們能夠幫助創業者。我用一個親眼見證的、最有切身體會的例子來説,就是中關村的發展。中關村是在2000年以後真正發展起來,成為一個很有活力的創業創新基地的,而這和風險投資、天使投資等投資機構的到來是同步的。聯想控股也是在2000年形成的風險投資,也在這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在其他條件具備的情況下,資本的力量是多麼重要。

  聯想控股旗下有三家財務投資基金,君聯資本、弘毅投資和聯想之星,總體掌管著近1300億人民幣的資金,所投的企業一共有700多家,這些企業裏邊有很多做得非常大了,解決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給社會帶來財富。這充分説明了投資企業是GDP形成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且因為是從企業發展早期、種子期、成長期、發展期就開始進行了投資,所以確確實實是對國民經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新京報:你辦公室裏的雕塑十分有名,之前是“蓄勢”,後來又為什麼換成了“突破”的雕塑?

  柳傳志:“蓄勢”是一頭牛,低著頭使勁,準備發力的姿勢,我覺得這麼多年,中國也在蓄勢,聯想也在蓄勢;2015年,聯想控股上市之後,辦公室的雕像換成了“突破”,是人破壁而出的形象,象徵著我們經過多年的蓄勢,開始到了發力突破的階段。

  沒有改革開放,很多有才華的人會被埋沒

  新京報:如今的互聯網,顛覆性的事件每天都有可能發生,你覺得和你創業的那個時代相比,新的創業者面臨的環境有哪些不同?

  柳傳志:我們那個年代的人,都對民族、對國家有一種很深的感情,想多做一些事情。如果不是改革開放,可能有才華的很多人都會被埋沒了。我們趕上了改革開放這麼一個時代,就應盡其所有去努力工作,我覺得沒有更多可選擇的路。

  中國企業家從第三代開始資金來源確實有了大的變化,前兩代大多都是要靠自己積累,第三代,隨著風險投資的興起,大家膽子就大了,敢於超前。

  新京報:你給年輕人怎樣的建議?

  柳傳志:世界上分兩種人:一種是過日子的人,一種是奔日子的人。過日子的人,舒舒服服地把自己家的日子經營好,是人之常情;但奔日子的人有更高的追求,有奔赴的目標,他們比過日子的人更辛苦,卻是社會發展進步的主力。這個社會,需要更多奔日子的人。

  學習能力的提高,能夠把聰明變成智慧。智慧其實無非就是勤動腦、勤思考。人的進步,學習能力的提高,我認為無非是跟書本上學,看人家怎麼做。在實踐中跟同業、跟朋友去學習,其實更多的是在自己的實踐中學習,聯絡到自己身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把做過的事情,不管是大的事情,或者小的事情,重新考慮一遍,就是復盤。每過一段,都要看一下定的目標合適不合適,邊界條件是不是發生了變化。在以前做事的過程中,目標實現了嗎?超額實現還是沒有實現,原因到底是什麼。復盤其實非常重要,它是提高學習能力很重要的一件事。

  新京報記者 陶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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