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在位置:大陸新聞 > 社會

專家學者為中國“大城市病”治理“開方”

  隨著中國城鎮化水平的加快,人口涌入給大城市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對大城市社會、空間、環境層面産生了一系列壓力,引發“大城市病”,威脅著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1日于上海財經大學舉行的“城市功能疏解與大城市病治理”專題研討會上,專家學者紛紛就中國“大城市病”治理開出“藥方”。

  2016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7.35%,預計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超過60%。中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也讓“大城市病”迎來了集中爆發期。

  關於“大城市病”的産生原因,在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煉看來,“有客觀必然性”。

  中國過去實行GDP(國內生産總值)考核制度,不少城市大搞形象工程,公共基礎設施嚴重滯後;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優質資源城市配置不均;城鄉統籌不合理等,都讓大量人群涌入一線城市。

  縱觀國際經驗,美國紐約城市功能疏解呈現典型的單中心到多中心的演變模式;英國倫敦城市功能疏解的先導是進行合理的城市規劃,人口疏解與産業結構升級並舉,區域間明確功能分工和定位。

  “‘大城市病’不可避免,但從一些發達國家經驗看,並非‘無藥可救’”,上海財經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副院長張學良開出“良方”,中國的城市功能疏解要“以城市邊界調整為路徑、以城市群作為協同平臺,以‘多規合一’為抓手”。

  當前,雄安新區的設立便是中國直面“大城市病”的嘗試。北京2015年率先提出“非首都功能疏解”,規劃建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區,作為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兩項戰略舉措,形成北京新的兩翼,拓展京津冀區域發展新空間。

  “以城市邊界調整為路徑”是指要限定城市邊界擴張,優化城市內部空間結構佈局,實現行政邊界、地理邊界和經濟邊界的有機耦合,實現“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城市邊界調整轉變。

  “以城市群作為協同平臺”則強調一座城市不是一個孤立封閉的體系,要以城市群為載體享受“城市群經濟”,強化集聚的正外部性,弱化集聚負外部性,解決資源約束問題,功能協同、産業協同、市場協同、交通協同、環保協同、公共服務協同。

  單一城市要實行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城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及環保規劃的“多規合一”,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要實現城市群內部不同城市之間的規劃的協同和“合一”,避免惡性競爭。(完)(繆璐)

關鍵詞: 城市;中國;協同;發展;功能;規劃;邊界;學者;專家;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