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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營改增後,減稅降費還有哪些空間可挖?

  作者 李青(中國人民大學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吳珊(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在今年3月5日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指出,2016年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全年降低企業稅負5700多億元,所有行業實現稅負只減不增。

  自去年年底以來,關於企業稅負的討論不絕於耳。那麼,從國際上來看,中國的企業稅費負擔到底重不重?全面「營改增」之後,進一步減稅降費的著力點應聚焦于哪些方面?目前減稅降費又會面臨怎樣的挑戰?

  國際比較:中國企業的宏觀稅負不高,但「費負」仍高

  對企業稅負的考察應該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企業稅收負擔,考察的是企業承擔的各類稅收的負擔。在中國主要涉及到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以及一些財産行為類稅種等;第二部分是企業費負,考察企業承擔的政府性收費方面的負擔,在中國涉及到行政事業性收費和具有「準間接稅 」性質的政府性基金;第三部分是企業社保負擔,即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險費。

  根據經濟發展程度和稅制結構類型,可以區分為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以間接稅為主的發達經濟體和以直接稅為主的發達經濟體三類國家。其中兩類國家在經濟水平或稅制結構兩方面中,有一方面與中國相似,相互之間具有較強的可比性,以下主要將中國與這兩類國家進行宏觀稅負的比較。

  用企業繳納的各類稅收佔GDP的比重這一指標來衡量宏觀企業稅負,採用2010-2014年IMF政府財政統計(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GFS)數據計算後發現:2010-2014年,中國與其他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宏觀企業稅負持平,5年的平均值為14.6%,這一數據比以間接稅為主的發達經濟體低了1.6%。可見,中國企業的宏觀稅收負擔在國際上並不算高。

  不過,從國際上來看,中國企業在政府收費等方面的宏觀負擔是明顯偏重的。用企業繳納的各種政府性收費佔GDP的比重來衡量發現,2010-2014年,中國企業宏觀費負的平均比重高達8.9%,其他國家的平均值低於1%,最高的也僅為3.9%。不過,近幾年中國降費成效是比較顯著的。自2013年以來,中國的涉企收費和政府性基金佔GDP的比重已經從9.35%下降到了2015年的6.11%。

  宏觀的企業社保負擔方面,中國處於中間水平。用企業繳納的社保費佔GDP的比重衡量發現,2010-2014年平均佔GDP的3%。以間接稅為主的發達經濟體則相對較高,平均值達到5.7%。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水平更低,只有1.1%。因此,從宏觀上來看,中國企業的社保負擔在國際上並不算高,但這卻與社保費率過高的社會共識相矛盾,這一矛盾説明中國企業的實際社保繳費率偏低,少繳、漏繳的現象較為嚴重,不容忽視。

  順應國內外變化趨勢:減稅與降費並舉

  近期,英國擬下調企業所得稅率,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任後也有意實施一系列減稅措施,由此可能帶動全球掀起一股新的減稅風暴。中國也提出「多措並舉降成本」,意在通過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提高企業盈利能力,從而更好地創造有效供給。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進一步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由四檔稅率簡並至三檔,同時擴大小微企業享受減半徵收所得稅優惠的範圍並提高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力爭全年再減少企業稅負3500億元左右。可以預見,儘管近年來中國企業稅費負擔已趨於下降,但在在未來較長時期內,減稅仍然是主基調。不過,筆者以為,未來應進一步增強減稅政策的針對性,實行精準調控,以切實降低實體企業的稅負,服務於創造有效供給。

  中國的企業費負在國際上處於高位,這從側面反映出中國政府收入結構中稅收收入所佔的比重偏低,這不利於現代財政制度的構建。筆者以為,下一步,中國應持續實施普遍性降費。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對降低企業收費下達了「硬任務」,要求2017年再減少涉企收費約2000億元,明確提出取消或停徵中央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35項,收費項目再減少一半以上,保留的項目要盡可能降低收費標準。各地也要削減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同時減少政府定價的涉企經營性收費,清理取消行政審批仲介服務違規收費,推動降低金融、鐵路貨運等領域涉企經營性收費。

  在政府性基金方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應全面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等基金,授權地方政府自主減免部分基金。可見,針對涉企收費和政府性基金,下一步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推進。當然,《政府工作報告》也針對企業社保負擔提出繼續適當降低「五險一金」有關繳費比例。除了降低企業社保繳費比例,筆者認為還應加強對社保費的徵收管理,切實提高社保的實際繳費率。

  地方財政的「軟著陸」:有賴於財稅體制改革的深化

  應引起高度重視的是,減稅降費實際上主要動了地方政府的稅收「奶酪」。「營改增」已經使地方政府失去了營業稅這一主體稅種,而涉企收費和政府性基金等非稅收入又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進一步的減稅降費將使地方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財政壓力。因此,要確保地方財政的「軟著陸」,避免地方公共産品和服務的供給因減稅降費受到負面影響,這就迫切需要深化財稅體制領域的改革。

  筆者認為,必須進一步完善央地的事權與支出責任的劃分、政府間的稅收分享制度和轉移支付制度,並儘快推進直接稅的改革,如個人所得稅轉向分類綜合模式,完成房地産稅立法。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實現地方財政的可持續性。(中新經緯APP)

  【專家簡介】李青,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方向:稅收理論與政策,政府間財政關係,地方財政管理。

關鍵詞: 企業;降費;中國;改增;政府;收費;減稅;負擔;地方;財政